这些年来，县委书记这一群体屡屡出现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几乎每年都有数位县委书记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据报道，近年来，仅安徽省就有18名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岗位为什么成了腐败重灾区？

据调查，许多干部都这样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是县委书记“一锤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为县委书记岗位提供了腐败的空间。

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

有关专家指出，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于是，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了。专家认为，要想铲除这个腐败的“黑色土壤”，对一把手这个岗位进行科学地分权和强化监督，已经成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