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昆明日报》不得不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在对此进行转载的彩龙中国网里，这一内容也成了被收藏、复制得最多的帖子。（据《中国青年报》）

如此全面地向社会公众详细公布党政领导的职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这似乎还是堪称“史上最牛”的第一次。同时，这应该也是“铁腕仇和”主政昆明以来，带给当地公众和公共舆论最为耀眼的“一把火”。在当地官员群体内部，就这一“铁腕举措”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还是“会给机关或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存有争议；事实上，在公共舆论中间，真正的争议其实在于：这究竟是搞花架子作秀，还是会真有其实际效果？

毋庸置疑，集体公布官员工作电话在我们这里还是绝对的新鲜事。对政府官员而言，这是一个“增量”义务，因而会有“怕人电话骚扰”的抱怨；同样，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是一个“增量”权利，因而会有“搞花架子作秀”的担忧。殊不知，政府官员要将通信方式公诸于众，在很多国家都是像人要吃饭一样的理所当然。知道为自己打工的政府官员的工作电话，既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更是权力监督的前提要求。这个意义上，仇和所做的这件事，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铁腕举措”，而只不过是让不正常的权力生态回归到了正常的权力生态。

在现行权力生态下，《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必须履行的“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往往流于形式乃至空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普罗大众眼中太过神秘了。党政领导班子都有哪些人？他们各自负责怎样的工作？他们有怎样的学习工作经历和家庭关系背景？各有怎样的脾气秉性和特长特点？通过怎样的途径可能联系到他们？他们的子女和配偶都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何？总而言之，关于政府官员的一切，对当地民众而言都是非常神秘的，久而久之，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兴致自然也越来越淡薄。

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让政府官员“去神秘化”，这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公众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强烈愿望。《昆明日报》公布党政干部职务分工和联系电话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政府官员“去神秘化”，权利监督权力才会真正成为可能。所谓“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政府官员越是公开和透明，寻租腐败的空间越小，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

然而，要实现官员“去神秘化”，仅仅通过个别官员铁腕推动的力量是有限的，官员“去神秘化”唯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确定，才可能提升为普遍性的要求在全国推广。此外，要实现官员“去神秘化”，仅仅公布领导干部的工作电话也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早在1995年即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收入，但不仅从未向社会公开过申报结果，而且申报本身也已沦为一种纯粹的数字游戏；去年，司法部又要求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开展一次申报登记，结果同样没有向社会公开。诸如官员财产申报、亲属就业申报之类的硬骨头，我们不可能寄望于仇和式官员的铁腕，而只能寄望于人民授予立法机关的权柄——官员“去神秘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