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广东省政府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省长黄华华强调，各级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五不准”：不准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以及以赌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财物、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不准超标准建房、多占住房、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和违规违法收受房屋；不准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影响经商办企业；不准违规插手招标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市场交易活动谋取私利（3月26日《信息时报》）。

毫无疑问，这“五个不准”禁令是广东发出加强廉政建设的信号，我们也毫不怀疑广东加强廉政建设的诚意和决心。只是这样的禁令，未免给人以怪怪的感觉，觉得这不过是在重复“正确的废话”，我们更期待的，应该不是这样泛泛提要求的“唱功”，更应该是如何使“不准”落到实处的“做功”。

细看这“五个不准”的内容，哪一条不是我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哪一项不是被强调了无数遍的？这些规定，不仅党纪条规里都有明确要求，各级各地也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N次，或者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了N回，听得老百姓的耳朵都起了老茧，听得大官小吏们产生了抗药性，视之为笑话或者当作过耳的春风。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一次比一次大声的强调呢？是因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的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羁绊甚至毒瘤。

造成这种尴尬状况的根源，除了政治体制的不够完善有待改进之外，唱功有余做功不足是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注重觉悟式治理，把“教育”的位置摆得过高，潜意识里认为党员干部的素质本来就是高的，通过讲道理提要求就可以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而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制度建设，许多地方出现了廉政建设重提倡轻治理的“一手软”现象。而这样的“一手软”，却正是问题难以根治的“病灶”所在，因为在制度的漏洞面前，人性的弱点总是很容易占上风导致犯错犯罪的。以广东的“五个不准”为例，如果没有实在的措施，恐怕喊破嗓子提要求也是不管用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有了这些“不准”之后，必须立即有使之“不能”、“不敢”的制度跟进，而后者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当然，也许广东对如何落实这“五个不准”，已经有了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能够使“不准”成为“不能”、“不敢”。在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我以广东为例发这样的议论，并没有故意批评广东跟广东过不去的意思，只是针对这样一种现象，说说自己的看法而已，希望广东的领导和同志们看了不要生气。

同样是在3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反腐倡廉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这，发出的不正是把练好“做功”作为廉政建设根本之道的明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