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航空公司两名飞行员提出辞职后，遭到公司共计1500余万元的索赔。近日，北京顺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解除合同，两名飞行员不用支付一分钱。对于辞职飞行员的“零赔付”裁决，在全国还是首例。见惯了航空公司的天价索赔，也见识过飞行员借“集体返航”来抗议的不屈从姿态，新华航空的案例可说是“温情脉脉”，对于这一阶段性的结果如何解读？它是否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能否为航空界紧张对峙的劳资关系提供应变之道？

然而，通过就事论事的分析，情况并非想象的那样乐观。新华航空公司这两名飞行员原是成熟的空军转业军人，因而航空公司提出的天价培训费赔偿站不住脚，缺乏事实根据。这与其他飞行员的劳资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后者往往是在定位模糊的培训费上造成僵持，形成不可调和的对抗。仅就事涉的关键问题，新华航空的案例太具体，无法推广到更多的案例解决中。更何况这仅是劳动仲裁的程序，航空公司依然可以就此提起诉讼。在更有名的东航郑志宏辞职案中，就是仲裁不成继起讼事的。

飞行机师因辞职带来的影响已经由东航“返航”一事广为人知，从而揭开了民用航空领域利益纷争的一角。之所以对新华航空的个案不作无节制的赞赏，深层的理由还在于：飞行员与航空公司间的缠斗不是纯粹的劳资矛盾，影射的是国有及民营航空公司间的暗中角力，是航空市场上围绕飞行员这一紧缺资源展开的争夺。受限于飞行员的培养模式，这种紧缺局面将在未来长期存在。也就是说，这不是所谓飞行员缺乏工会保护的问题，而是民航业内在的、且不断加重的现实困局。

要求劳动合同法来平息飞行员的辞职风波是不现实的，是对现有的劳资关系法规的苛责。可颇为不公的是，在利益博弈的末梢所表现出来的飞行员劳资合同纠纷，却让劳动合同法承受着民航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它因重组、民营资本进入等因素造成民航利益格局的动荡，产生出资源配置的丛林法则。不能说每一位辞职的飞行员背后都有民营航空的影子，但绝大多数是这样。当然，民营航空是否搅局者，需要更宏观的研判。事实是，民航市场进入了调整期，没有市场秩序就不可能有劳资调解的权威。

换言之，民航业的市场化与飞行员流动的自由化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市场的规范建设是飞行机师转会的前提条件，缺少它，必定是乱象丛生。显然，民航市场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创造和规整的结果。问题只是，此种创造的勇气受制于规整的过程，相较于市场上潜在的需求显得缓慢而充满官僚习气。东航集体返航事件后，主管部门并未借机实现恰当的整肃。东航仅被象征性地罚款，更拿不出什么办法惩戒飞行员，对他们的处理确有投鼠忌器的一面，然而也有法不责众似的放任。

仅就建设一种市场理想来说，民航从“返航门”、“辞职门”等方面暴露出有破无立的窘迫来。市场主体快速分化，资源配置迟迟跟不上，甚至其配置的市场手段都没能按正常程序生成。在一个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市场下，飞行员流动选择了极端的方式，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有剑走偏锋的趋势。诸如集体返航这样的举动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甚至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仅仅谴责飞行员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目前情势下，似乎也只能谴责飞行员对公益的不忠诚、对乘客近似于“挟持”的不道德，而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飞行员有辞职的权利，公众乃至其他力量都无权制止。但在一个失衡甚至是畸变的民航业中，这种辞职具有暧昧的背景，显示了非市场化的破坏力。东航与上航飞行员的辞职还在走司法程序，悬而未决。可无论最后的判决是什么，都将警示这样的结构性难题还在继续：民航的市场化与飞行员流动的自由化本是相随的建设过程，可在前者陷于停滞或混沌的时候，飞行员在流动中赢得的绝不仅仅是更高的报酬，还将为他们自己以及民航业制造新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