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院首批３０名法官助理于日前正式上岗。根据《禅城区法院法官助理实施方案（试行）》，禅城区法院今年５月开始推行新型的法官助理制度，原有的“１＋１”审判模式（即一名法官搭配一名书记员）被“１＋１＋１”审判新模式（一名法官或一个合议庭搭配一名法官助理搭配一名书记员）代替。法官助理除承担接待案件当事人来访、咨询外，还有主持庭前调解、针对案件为主审法官提供裁判适用法律参考意见、复杂调解书和简单裁判文书的草拟工作等权力，更像是“程序法官”（５月５日《法制日报》）。

实行“１＋１＋１”审判模式，让法官助理为法官彻底“松绑”，这其实并非禅城区法院的首创。自１９９９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提出开展法官助理试点以来，该项制度的实践探索已近十年之久。在这种背景下，禅城区法院的做法之所以仍值得关注，乃在于其赋予了法官助理“程序法官”的职权。笔者以为，这种主持庭前调解的“程序法官”不仅能真正让法官从各种琐碎的程序中脱身，而且凸显出司法内部分工精细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当今司法职业化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司法本身的发达又进一步加速了其内部分工精细化的趋势。从历史上行政官兼任司法官到近现代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分工，再到当前西方国家预审法官、庭审法官的区分，无不体现出司法职业分工的精细化方向，这本身也是现代国家司法日益发达的必然结果。

自美国１８８２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勒斯·格雷在联邦法院首次雇用法官助理以来，如今联邦法院每一位法官都配有法官助理，他们在法官的督导下工作，协助法官进行法律研究、起草法律文书以及其他与案件准备和案件管理有关的工作。被剥离了事务性工作和简易案件的法官，得以集中精力保证案件审理的高质量。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专设有“预审法官”，在正式审判前，会将一些简单明了的小型案件处理完毕，只是将那些重大复杂疑难问题提交给审判庭，以保障庭审法官“专心致志”地应付那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从而最大程度地追求司法效益。

相比而言，我国的司法职业队伍仍处于过渡发展阶段，尤其是法院内部的人员分工专业化程度还不高。一个案件排定法官以后，从送达、查封、调查、庭前调解、开庭、审判等各个环节往往都由法官亲自过问，各种程序性辅助工作与审判工作混杂在一起，耗费了法官大量的精力。说实话，如果按照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的比例计算，中国的法官量决不比美国等国家少，但在司法业绩上却显得十分落后，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量的法官不在真正的审判岗位上。在日益增多的诉讼案件压力下，这种传统的由法官“包揽到底”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正是基于此，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才提上日程，并成为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我国在法律上并没有确立起审前程序，但现实中日益增长的诉讼需求和略显不足的效率追求，已经让司法界意识到建立审前司法分流机制的必要性。让法官助理担当“程序法官”，将一些审前程序交由法官助理去做，有助于确保业务精通的法官专司重大疑难案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量体裁衣”式的司法审判机制。所以说，“程序法官”不仅实现了司法人员的业务分流，为法官精英化开辟了现实之路；而且蕴含着一种法官队伍内部分化的新动向，对司法职业化建设而言意义深远。

当然，作为一种司法职业分层，法官助理制度由于涉及整个司法职业革新和管理体制创新而不可能“单兵突击”，目前掣肘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主要瓶颈还在于制度安排的不明确，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格条件、地位职权、晋升方式、职业保障、管理机制等，法官助理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特的业务群体。前不久有消息说，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要“力争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将法官助理的地位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加强司法精确分工、深化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而法官助理究竟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立法究竟应该赋予其什么样的职权，立法当前，我以为禅城区法院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