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舆情报告（下）

　　核心提示：自2月1日起，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进入后续处理阶段。河池市市长向公众鞠躬道歉，当地政府承诺将帮助养殖户对污染企业进行索赔，相关企业负责人和涉嫌失职渎职的官员被处理，事态逐渐平息。从这一案例出发，舆论开始反思近年来在我国频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有专家提醒，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未来中国社会对公共环境事件的敏感度和维权意识将会越来越高。政府需要在环境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更公平的仲裁，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如果忽视这一点，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很快就变成政府“维稳”的重点领域。

　　【政府应对】

　　◎河池

　　市长就镉污染事件向公众鞠躬道歉

　　在2月1日下午举行的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广西河池市市长何辛幸就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向下游群众和社会公众道歉。何辛幸说，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严重影响沿江群众特别是柳州等下游群众的生活生产。对此，他代表河池市政府诚恳接受社会公众的批评，并向龙江下游群众和社会公众表示最真诚的道歉。

　　5年内搬迁城区周边所有冶炼企业

　　广西河池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廖锦成2月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龙江河镉污染事发后，河池市已下定决心在“十二五”期间，将城区周边所有冶炼企业全部搬迁进工业园区，否则将全部关停。据悉，河池市共有涉重金属企业和经营户145家，其中规模以上的有62家。廖锦成说，把冶炼企业集中在工业园区生产，有利于企业降低治污成本，也有利于环保部门进行监督。

　　◎广西

　　采取紧急行动 上收重金属项目审批权

　　2月1日，广西方面已表示，将严格规范涉及重金属项目的审批。各市新建涉及包括镉在内的5种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必须报自治区重大项目推进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审核同意后，才能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重大的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项目，要提交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对涉重金属企业开展违法整治专项行动

　　2月1日，新华网报道称，针对此次镉污染事件暴露出的涉重金属企业监管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已部署开展对全自治区所有涉重金属企业环境违法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排污行为。各市要加大整改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一律停止建设；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执行不到位的，一律停止生产；无污染治理设施、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超标排放的，一律停产整治；不能依法达到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一律停产整治。

　　【追责处理】

　　9名相关企业责任人被警方控制

　　2月1日下午举行的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目前共有8名相关企业责任人被警方控制，另有4名相关责任人正在通缉中。被控制的8人中，3人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5人是金城江鸿泉立德粉材料厂的相关责任人。2月2日，该厂又有一名受通缉责任人被抓获。

　　9名政府相关责任人因失职渎职被处理

　　2月3日，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广西纪检监察部门目前查实，9名河池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在履行职责方面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对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负有重要责任，已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其中，河池市环保局局长吴海悫被撤职，河池市副市长李文纲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

　　【传播情况】

　　第四阶段 舆情持续

　　2月1日，广西镉污染事件的舆情仍然居高不下，当日，新闻转载及评论高达2300条。

　　在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16天，公众终于等来了官方的正式道歉。污染源头河池市的市长何辛幸表示：“政府是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河池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方式落后，环保意识薄弱，政府监督缺失，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愧疚和深深自责。”

　　河池市长就镉污染事件向公众道歉的消息迅即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新华网、中新网均刊发了相关消息，并引发媒体和网民热议。舆论认为，此次镉污染事件影响巨大，当地官员要道歉，更要追责。华声在线网友“宋祥平”认为，市长道歉后该引咎辞职。《新京报》评论表示，希望广西彻查涉案官员的责任，如果有关官员触犯法律，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更有媒体质疑，此次官方的道歉更像是一场“危机公关”。2月3日，《齐鲁晚报》刊发评论称，尽管何市长道歉的语气相当恳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事发半个多月以来，河池市政府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表态。他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去承认错误反思行止，却一再保持沉默。在舆论的持续追问之下，如今这个姗姗来迟的道歉，更像一个迫不得已的“危机公关”。

　　《现代快报》认为，早前，空泛的道歉便可以使得民众深感欣慰。但时至今日，“有质量的道歉”才能引发共鸣。何辛幸的致歉，所以难言成功，或不在于时机不当，而是仍在用陈旧的语式，应付已经刷新的民舆口味。其一番发言，固然能一定程度缓解“对立”，却既未明确职能者的责任，也没给出具体的补偿方案——当然不应对一句致歉期待过多，我们也相信，之后必有后续处置。但一位市长的鞠躬道歉，至少不该对上述议题只字不提。与之相反，作出起码的承诺，引出相关的讨论，才是当有的内容。

　　2月1日下午，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消息，广西河池警方当天又控制了1名涉嫌龙江河镉污染的相关企业责任人，目前共有8名相关责任人被警方控制。被控制的8人中，3人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5人是金城江鸿泉立德粉材料厂的相关责任人。至此，龙江河镉污染事故的两个违法排污嫌疑对象已经明朗化，这两个企业分别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金城江鸿泉立德粉厂。

　　《第一财经日报》就此评论称，如果不是危及下游城市饮水，或许两家涉嫌企业的排污未必会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正如河池市市长所愧疚和自责的：这一事件暴露了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方式落后，环保意识薄弱，政府监督缺失的问题。不过，还是要依赖有色金属产业，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新型有色金属基地、实现有色金属产业产值350亿元以上的河池，这种反思和承诺恐怕还得接受长期的考验。

　　第五阶段 舆情回落

　　2月3日，官方通报了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9名责任人因失职渎职被处理的消息，遗憾的是，舆论对此并不满意。东方网网友“陈云发”认为，此次龙江河镉污染，是一件影响超过百万人饮用水安全的特大生态污染事件，在国内外影响十分恶劣。而据报道，河池的污染四年前就发生过，当时的市环保局长也辙了职，但四年来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治理，这说明，环境污梁在河池市已成痼疾。现在撤个环保局长、副区长、环监大队长之类，显然是隔靴搔痒。该网友认为，河池市的镉污染问题久拖未解决，终于发展成大事件，关键在于该市的党、政一把手领导不力。应该先处理市长、书记，依法追究其渎职责任。处理几个小官员，把更大的责任人放过，河池污染问题恐仍难解决好。

　　随着此次镉污染事件的逐渐平息，索赔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广西河池市副市长黎丽在2月2日举行的镉污染事故新闻通气会上宣布，截至2月2日统计，此次龙江河镉污染事故，共致拉浪到三岔河段鱼类死亡133万尾鱼苗，成鱼4万多公斤，涉及养殖户237户。黎丽承诺，当地政府将帮助养殖户对污染企业进行索赔。

　　2月3日，央视《新闻1+1》播发的节目《龙江河镉污染，如何索赔？》认为，如何挽回公众的损失，恐怕有两条腿：一方面要依靠政府，让政府成为一个中间人协调双方的关系，最后达成共识。另外一方面可能要走公益诉讼这样一个道路。此前，一个社会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经参与到事件中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2日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中华环保联合会通过调查初步查实污染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然后他们将配合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启动环境公益诉讼。2月4日，《检察日报》采访有关专家，对此次镉污染事件的索赔提供了几种途径：企业可以尝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保局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检察机关还可以支持起诉。

　　【舆情焦点】

　　★下游污染问题不容小视

　　此次镉污染事件的事发地广西河池，其地处河流上游，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地表地形复杂，地下河、地下溶洞更是密布，在这种地区，可以通过地下溶洞和地下河等途径污染水源，设立化工、矿产等存在严重污染隐患的企业，必须慎之又慎。但在这里，上百家有色金属企业林立，有色金属冶炼成为河池的支柱产业，在带来了大量就业和GDP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2001年以来，河池已发生至少三起特大砷污染事故，这次更是直接让整个柳州甚至广西不得安生。 

　　2月2日，《半岛都市报》刊发评论称，“要GDP不要环境”的发展思路，是当前环境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上游可以把污染后果转嫁给下游的城市和群众，而上游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坐享企业所带来的GDP和政绩 ，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权责不对等的状态，也成为国内沿江沿河企业布局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利益和责任被行政区域分割，污染的后果却要一体承受。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地方政府除了破除GDP崇拜、严格保护环境外，还要在企业的流域布局、环评以及环境执法中，打破现有的行政边界的限制，放眼全流域 ，建立开放的利益博弈平台，把中下游地区的意见和诉求也体现出来。

　　★必须揪出镉污染事件的“元凶”

　　被温家宝总理誉为“山清水秀生态美”的河池市，却屡屡发生恶性污染事件，面对如此尴尬的现实问题，不仅暴露出当地相关问题企业的良心缺失，更反映出相关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与乱作为。舆论呼吁，有关部门在追责“镉污染事件”的过程中，不仅要对问题企业进行严惩，更要对相关监管体系的履职情况进行严肃的追究与问责。

　　2月3日，《光明日报》刊发的时评《“谁污染谁买单”，治污才能有效》认为，龙江镉污染既不是孤本，就不能以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来解决此类问题。企业造成的公害不但不应该支出公共财政、耗费公共资源来解决，相反，肇事企业还应该赔付社会损失，这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共识。也就是说，在制度设计上，应精确测算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物的回收难度，充分估计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从一开始就将修补费用计入企业成本，并成为其资本运作的重要考量。一句话概括就是：“谁污染谁买单”。

　　2月1日，《齐鲁晚报》评论认为，倘若没有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纵容与默许，倘若地方政府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倘若企业一旦造成重大污染便面临着可能倾家荡产甚至是倒闭的危险时，那么有哪个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铤而走险呢？所以，对于镉污染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但问责显然不能止于几位当事人，相关的监管部门有没有渎职行为，有没有利益往来，有没有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这些问题显然也需要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

　　四川新闻网刊发的时评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评论称，如今，少数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他们在收受了好处费后，便对环境污染等问题“视而不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企业送出的好处费，其实远比他们按严格的标准进行环保投入要“实惠”得多，而监管体系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了私利，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却是无辜的老百姓。正是有了地方政府如此这般地为问题企业充当“保护伞”，也正是一些监管体系利用手中职权大搞腐败，近年来，问题企业伤害自然环境、坑害百姓的问题才会屡见不鲜。这一次，面对严重的镉污染事件，亟待广西壮族自治区不要对问题姑息纵容，既要让相关问题企业接受法律的惩罚，同时，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与执法人员，同样需要对其进行认真的调查！

　　★反思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此次镉污染事件使河池当地的矿业乱象浮出水面。最近十年，有色金属之乡河池市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已有多次，最终找不到真正排污者的现象也一再发生。一位参与事故处理的专家认为，河池市地质复杂，溶洞、地下河较多，而地质研究欠缺。如此状况下，当地矿业突进，又缺乏规划，管理混乱，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的概率就更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河池市到了从根本上规范治理矿业的时候了。”这位专家认为。

　　不仅仅是河池，也不仅仅是广西，近年来，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仅发生的镉污染事件，就有2005年的广东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事件，2006年的湘江湖南株洲段镉污染事故，2009年的湖南省浏阳市镉污染事件。至于其它重金属污染事件，仅“血铅超标”事件，就已涉及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湖南、江苏、山东等省。国家环保部数据显示，2009年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如何治理重金属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

　　对于河池的产业调整问题，河池市市长何辛幸承诺，将着眼长远开展环保整治、矿山管理、行业改造，下大力气还原龙江河山清水秀的本来面目。具体做法就包括采取“关、停、并、转、搬、扶”的措施，对全市有色金属企业优化重组，壮大扶中淘小，坚决取缔违规、非法的企业，并转实力不强，排污不达要求的企业，推动全市有色金属企业向安全型、清洁型、效益型的方向发展，从源头上杜绝事故的发生。

　　舆论也开始对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反思，寻找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思路。2月3日，《经济参考报》刊文《污染频发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独腿难支”》分析认为，导致有色金属产业普遍面临环保、社会舆论质疑的核心原因在于，产业本身缺少足够的监管力度，也缺乏信息公开透明的渠道。专家呼吁，要实现整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尽快将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置于公众和相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下，这需要整合包括质检、出入境检验检疫、环保、物价、工商、银行、银监等多个部门力量，以行业协会为基础，加快建设再生有色金属信息技术交流平台，实现从“多龙管水”向“多龙注水”的深层转变。

　　对此，有关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正略钧策管理咨询环保方面顾问陈曦认为，污染违法成本低是导致重金属污染频发的原因，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加强对重金属污染的控制。国内NGO 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建议，防治重金属污染企业排污可以借鉴国外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我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马军表示，在美国，有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TRI)；在欧洲，有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PRTR)，这些都是在国际上普遍采用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也在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风险沟通的公共平台。信息公开后，污染企业迫于公众舆论压力会选择主动整改，这有利于公众对排污企业的监督。”

　　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环境污染事件考量，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未来中国社会对公共环境事件的敏感度和维权意识将会越来越高。政府在环境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更公平的仲裁，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如果忽视这一点，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很快就变成政府“维稳”的重点领域，这一点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