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应对不能只靠执法记录仪

　　两个多月前,公安部也印发规定,明确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接受群众报警、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中,应当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

　　在“镜头”下执法,已经成为当前的执法常态。这其中既包括民众的围观镜头,也包括执法人员配戴的执法记录仪。在全媒体时代,无处不在的网络音视频已成了常见的舆论监督形式。任何执法不当、执法瑕疵,甚至断章取义式的批评都会被网络放大检视。警方如果拿不出执法记录视频等一手证据,就将陷入舆论泥淖,损及执法权威和自身公信力。因此,在涉警舆情高发的当下,“镜头下执法”也是警察的自我保护。 然而,从舆情应对的角度看,包括执法记录仪视频在内的一手证据,都只是官方在舆情应对过程中的素材和资料之一。而在公布视频的同时,提升解读能力和回应水平,才是舆情治理的关键所在。 

　　比如,去年庆安枪击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将不完整的现场视频发布到微博当中,导致网民一边倒声讨警察。在舆情肆意发酵多日后,央视公布了警方提供的完整视频,但舆情应对的关键期已经错过,“舆论定见”已经形成,难以完全扭转,甚至陷入“不信者恒不信”的尴尬。再比如,近期发生的“山东法官异地执行遭殴打事件”,现场视频随后曝光,但官方回应跟进缓慢、力度不足,法治信心修复艰难。

　　正如,网友们常说的,“无视频无真相,有视频未必有真相。”网络舆情的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时、度、效的拿捏都十分考验官方的智慧。可靠的一手证据、坚实的合法性论述与适当的回应技巧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够发挥舆情应对的最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