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卖官鬻爵并不鲜见。追溯起来,首开卖官先河的乃秦始皇嬴政。随着时代的发展,买官卖官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从赤裸裸的台面上交易转入了隐蔽的地下交易,手段也愈加丰富。

  秦始皇首开卖官先河——“缴粟千石拜爵一级”

  中国封建时代买官卖官应该自秦朝始。秦始皇时,有一年因飞蝗成灾,秦始皇下诏书,向天下公开出售爵位:凡百姓缴粟千石,可拜爵一级。

  秦始皇嬴政在位时允许买卖官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嬴政称皇帝的第四年(公元前218年)十月,当时蝗虫成灾,于是政府卖爵赈灾。卖价是:“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即每缴纳1千石粟,可以授予爵位1级。[详细]

  当代买官卖官方式:钻政策空子交易、越级买卖

  目前,干部平职调整一般不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一把手说了算,操作难度相对较小。但在一些人眼里,有些岗位虽然级别相同但“含金量”不一样。有的卖官者就利用这一点,通过调整干部岗位,大搞权钱交易。另外,由于干部任用条例中关于“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规定中,哪些是属于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未作明确界定,一些卖官者就钻“干部交流提拔”的空子,以“特殊需要”为名,采取“交流”方式提拔干部,以避开民主推荐,进而达到操纵干部任用的目的。

  从查处的一些买官卖官案例来看,买官卖官出现了“越级”买卖的情况。与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的买官卖官不同,“越级”买卖指有些买官者直接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向其主管领导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些卖官者突破自己的职权范围,直接干预和影响下几级干部的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些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同时“越级”买卖还有着比上下级之间直接买官卖官行为所不具备的“优点”,就是一般不为外界所注意,容易规避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和查处[详细]

  当代买官新动向:拉票贿选、“让程序空转”

  以往在换届选举、班子调整之际,少数干部频繁出入于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家里或组织人事部门,公开或隐蔽地伸手要官。现在随着干部选举制度的推进,个别人为能够在换届选举和选拔任用中当选和得到提拔,则眼睛“向下”,不择手段地拉选票、拉推荐票,甚至出钱贿选。

  少数主要领导干部不是带头遵守制度履行提干程序,而是将制度和程序当作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面团,先拍板后走程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个人说了算,出现了“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普通问题、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核心问题、一对一的口头交待决定特别重要问题”的非正常情况。让“程序空转”,试图掩耳盗铃,掩盖买官卖官的事实。[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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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曹腾传》上所记:“曹嵩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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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穿越回秦朝,买个秦始皇的村干部当当,最低成本超过1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粟千石”就是30多吨粮食。
    一边是中央的高压打击,一边却是铤而走险的买官卖官腐败分子不时出现,买官卖官腐败手段花样翻新,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

  买官者将权力当寻租资本

  李满春认为,在买官者看来,“官帽”只不过是用金钱换来的“商品”,这些拿金钱敲开了官场擢升捷径的人,当他们如愿以偿戴上“官帽”后,他们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权力,只对自己曾经的巨额“投资”负责,将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连本带利全捞回来。

  马克思曾引用过一段话:“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买官的腐败分子把获取官位当成一种“投资”手段,其买官卖官获取的“利润“已不仅仅是300%。马德在向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收受了600多万元贿赂,他攫取的“回报率”超过600%。[详细]

  买卖双方交易欲望强烈 彼此心照不宣

  河南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杨认为,“从买官一方来看,职位的提升不仅是权力寻租行为的基本条件,而且意味着地位声望和福利全方位提升,于是有人把买官卖官当成职位激烈竞争的方式之一,买方具有很大的利益冲动和广泛的市场。在这种利益冲动下,哪怕有着很小的成功概率和很大的风险,买方也愿意铤而走险,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和主导卖方设租动机和行为,主动促成买官卖官行为的产生。”

  一些人按照市场法则把拍卖方式移植到选人用人中来,官帽“价格”随买方人的多寡而定,谁出的价码高,官帽就给谁,买卖双方交易欲望强烈,买方看中官位带来的巨大利益,希望投入能产生更大的产出,而卖方非常清楚交易成功能给买方带来更大的利益,彼此心照不宣,形成官帽买卖的潜规则。[详细]

  无序性提供了寻租条件

  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感慨地说,有些地方选人用人从一开始就被潜规则影响着,好像被潜规则牵着鼻子走。潜规则就象空气,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潜规则的存在是因为干部的选拔考核的规则缺乏刚性。 

  河南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杨认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正在推行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考核评价,然而,由于党政干部和公务员考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政干部和公务员绩效考核上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特征,考核评价体系不够科学,评价考核主体单一,主要局限于内部考核,社会评价机制尚未建立;考核评价方法不够科学,主要以定性为主,定量方法不够,从而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考核评价结果无法为干部选拔任用提供科学的依据。在缺乏科学考核评价体系的前提下,选人用人的主观性、随意性就自然产生,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就会自然盛行。”正因为如此,一些腐败官员虽然在群众中口碑甚差,仍能带病提拔,在其推荐材料中看到的全是肯定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某些地方选人用人制度流于空转,形式上看是走了规定的程序,然而关键环节由个人说了算,主要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把住核心权力不放。[详细]

  隐秘性提高了安全边际  

  买官卖官案件不少是出于偶然原因才案发,而且不少是由案件当事人的其它犯罪行为带出了买官卖官行为。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都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行贿受贿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很少有旁证。而且对行贿人的提拔还按照规定的程序走了过场,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双方一般都有恃无恐,不会轻易开口。而我国在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方面还不完善,让卖官者很难及时暴露出来。”办案专家说。 

  正因为买官卖官双方形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容易从内部攻破,这种隐秘性提高了买官卖官的安全边际。[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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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的落马,她在这块贫困的弹丸之地,卖出“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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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3名副厅级干部张松坚、徐社新、柳友伦,因其在任县(市、区)委书记期间,利用组织人事权卖官而受审;曾任湖北恩施市市长、市委书记的吴希宁,他曾卖官数十次,以受贿罪被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几年来,各级组织部门运用查处这一利器,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时期,接力式开展专项治理,重拳出击,狠刹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

  专项治理拉票行为 集中整治买官卖官

  2009年,中组部结合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集中调整,开展了拉票问题专项治理。制定印发《关于在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集中调整中加强监督认真治理拉票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严肃处理各种形式的拉票行为,并对参与、帮助他人拉票的给予相应处理。  

  集中整治买官卖官,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2010年,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制定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部署开展了买官卖官集中整治工作,各级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机关紧密配合,共处理有买官卖官问题的人员429名。[详细

  打造制度监督链条,从源头上防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健全制度、完善机制,是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治本之策。2010年,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分别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详细]

  促进选人用人规范,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

  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程序监督与结果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运用传统监督手段与运用现代监督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各级组织部门不断加强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实时监督,努力打造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网络。发挥职能作用,加大组织监督力度。各级组织部门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执行情况为重点,全面深入开展监督检查。在领域上不断扩展,将检查重点拓展延伸到机关、企业、事业、高校等单位;在方法上逐步完善,把合规性检查与评价性检查结合起来,创新运用问卷调查与民主测评的手段;在整改上咬住不放,督促纠正检查发现的具体问题,问责处理相关责任人员。[详细

  推广记实系统,探索实时监督手段

  各级组织部门积极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率先建立、使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记实监督系统”。中组部在总结经验、完善规范的基础上,向全国组织系统推广应用这一系统,促进了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全程记实、“痕迹管理”和实时监督。[详细]

  整治买官卖官的地方实践

  2008年4月,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850名党员经过差额选举出了该镇党委书记。以前镇党委书记由上级组织提名,而根据改革后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参选。经过报名和上级组织部门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在富牛镇下辖的行政村里演讲,回答群众的现场提问,并接受群众信任投票,以得票多少为序取前3名作为候选人预备人选。

  2008年,南京在更高层面对47名市政府工作部门的一把手进行了公推。同时,继去年底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实施公推直选后,今年又扩大至全市的806个行政村,使南京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全面实现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的城市,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民主演进的一个最新样本。”

  近年来,在各地治理买官卖官的试验中,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来决定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而且层级越来越高。

  针对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拥有的绝对权力从而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各地把干部选拔的程序放在阳光下进行,竞争上岗,公开测评,不断加大民主成分,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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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制定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部署开展了买官卖官集中整治工作,各级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机关紧密配合,共处理有买官卖官问题的人员4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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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组部正式开通“12380”举报网站,随后31个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全部开通本地“12380”举报网站。
    买官和卖官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杜绝卖官必须同时狠治买官。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建立用人权力制衡机制

  李景平:要让卖官的没市场,应该建立用人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干部任用中的提名、考察、任用三大关键环节,分由不同机构办理,机构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形成一条规范完整的“流水线”,从而避免少数人说了算!

  河南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必须破解买方卖方的利益合谋机制 

  胡杨:买官卖官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必须具备设租和寻租的动机和条件,对于寻租和设租双方而言,必须产生利益和风险的比较效益,必须具有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风险。从卖方来看,通过正式的选人用人程序和集体决策机制,掩盖买官卖官的腐败事实和行为,使买官卖官合法化,从而产生最大的利益,规避行为风险。与此同时,买官卖官是设租和寻租双方的共同利益,一旦成功,便自然形成买卖双方的利益合谋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买官卖官的共同风险。因此,必须破解买方卖方的利益合谋机制,对双方都应进行打击,才能防止卖官买官腐败的产生。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王彦军:可从三方面入手

  王彦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我国现阶段仍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机制土壤和制度土壤。有效遏制这一现象,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尤其是要严密监督、严格管理、严肃惩处。一是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使意欲买官卖官者望而却步,迷途知返;使买官卖官者无处遁形,得不偿失。二是全面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四项制度”,真正使为政者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三是加大对买官卖官者的查处力度,不姑息、不迁就、不纵容,抓住一个,查处一个,让卖官者身败名裂、难以得利;使买官者倾家荡产、丢官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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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程序空转”是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用人上腐败案件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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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王亚丽造假骗官”案件震惊中央,一身是假的王亚丽,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却在官场上一步步高升到县处级干部。

    “买官”不同于一般的行贿行为,拿钱“买官”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非法窃取国家重大利益的性质,是一种“贪污官职”的行为。并且“买官”者不法利益实现后,通常还会用不法手段回收“买官”成本,其中就包括攫取权力后也大量“卖官”。可见,“买官”与“卖官”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买卖”双方的均等化约束,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官员廉洁从政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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