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廉洁城市”的计划。杭州、深圳、广州成为我国廉洁城市建设的领军城市。它们的做法受到中央纪委的关注。

  杭州:以"三位一体"基本框架推进"廉洁杭州"建设

  2008年2月,杭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打造廉洁杭州的目标,并将之作为杭州“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年来,该市以党政清廉、干部勤廉、社会崇廉“三位一体”为基本框架,强力推进“廉洁杭州”建设,让“廉洁”成为这座有着“人间天堂”美誉城市的一张靓丽名片。据统计,群众对杭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2007年的83.6%提高到了2011年的89%。

  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6月,杭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党员干部3877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2人;开除党籍1274人,开除公职237人,追究刑事责任946人。[详细] 

  深圳:以完善惩防体系为主线 加强廉政建设

  深圳建设廉洁城市的基本理念为干部清廉、政府勤廉、群众尚廉,基本内涵是廉洁的法治、廉洁的政府、廉洁的市场、廉洁的社会和廉洁的文化。

  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建设廉洁城市的决定》中勾勒出廉洁城市规划“路线图”,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法治建设,加强社会领域反腐倡廉建设,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以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在该任务中,将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线,以党员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为重点。[详细]

  广州:廉洁城市建设引入科技反腐概念

  经过深入论证,广州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5月底通过了《关于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建设廉洁广州的决定》,将建设廉洁城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中。之后不久,该市又出台了《廉洁广州建设测评指标体系(区县试行版)》和《关于建设廉洁广州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也提出了“建设廉洁广州十项重点工程”。[详细]

  针对当前行政执法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特别是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约束,导致违纪违法案件易发高发的实际情况,广州市开发了具有广州特色的行政执法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执法行为涉及的9个方面共16个高风险点进行实时监控、在线监察。从2012年9月1日起,首批7个试点单位全面推行行政执法网上电子监察。截至10月底,共监察执法案件17482宗,系统上线以来案件异常率比8月份下降了18个百分点。 

  据通报,市纪委开发启用了廉政风险排查系统,建立了各区(县级市)纪委和市直单位共59个单位、部门共37348人的廉政风险数据库,包括各单位、部门梳理出来的职权目录、风险点、表现形式、风险级别、防控措施等,共排查风险点39592个,制定防控措施46541条。[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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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广州市番禺区城管局“房叔”蔡彬因涉嫌严重违纪和经济犯罪,相关问题已于日前被移送检察机关做进一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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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已有10万名干部群众参观了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组建的“清风之旅”廉洁教育专线。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都以城市的形态存在,且都以清廉著称于世。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经验能否为中国内地在建设廉洁城市中借鉴?

  香港:廉政公署独立运作 打击贪污

  “香港胜在有ICAC”——这个标语就像喷涂在路面上的斑马线那样深深镌刻在每个港人的心中。ICAC是廉政公署的英文缩写,即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这个标语也反映了香港语文的特点,即中英并用,朗朗上口。

  多年来,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使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廉署亦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执法机构共同打击跨境贪污罪案,成绩斐然。一些地区及国家的反贪污部门仿效香港,如澳门廉政公署、台湾廉政署、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等。

  香港回归后,廉政专员更成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须由行政长官提名,报请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订明廉署独立运作,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详细]

  新加坡廉政两大法宝:独立的贪污调查局+高薪养廉

  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是政府查处贪污行为的一个执法部门。值得注意的,贪污调查局是独立的,局长由总统委任,直接向总理报告,如果总理不允许局长进行任何调查,他可以要求总统批准。同时要求政治与金钱脱钩,在许多发展中甚至发达国家,政治离不开贪污和买票,许多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花了巨额经费,也依赖赞助。但是选举后,候选人以及他们的赞助者也就会希望取得当选的回报。在新加坡是坚决避开金钱政治,用法律明确规定了候选人可用于竞选的金额顶限。这样,当选的领导人就不会被受制于任何人。

  此外,高薪养廉也是新加坡政府防止公务员贪污的措施之一。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而且,与商界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新加坡公职人员收入并不算高,同时不再享有任何额外待遇。政府按照公务员的工作范围,给予在私人企业相对等的工资。一旦公务员被发现有贪污行为,丢掉的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和名誉。因此,谁都不会轻易去冒这个险。[详细]

  可借鉴部分先进建设经验为己所用

  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因而可以创造开展廉洁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充分的法治条件。而在这方面,中国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和新加坡、香港相媲美。如,香港反腐败虽然只有廉署一家,但是,廉署拥有的反腐败权力之大,是我们任何一家反腐败机构都无法比拟的。

  目前,虽然我国反腐败的力量比较多,有纪检、财政、监察、审计和检察等部门,但是,各自反腐的形式和重点不一,约束力也不一样,力量也比较分散,而且,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基层,由于种种原因,相互配合不尽人意,反腐合力不是很明显。 

  不过,在某些做法上,多数城市还可以借鉴。举个例子,新加坡有完整严密的公务员管理和廉政法律制度,使腐败难以滋生,而且这些法律制度力求实效,违反者能够迅速得到惩治。反观我国,反腐倡廉法律体系刚刚初成,在内容上有待丰富。[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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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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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38年来,香港廉署在香港拥有超过99%的支持度。
    对于中国内地一些城市建设廉洁城市的前景,不少专家学者表现出“谨慎的乐观”。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廉洁城市建设

  主流价值观念在廉政建设中具有强大的导向、规范、约束作用。如果没有积极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念引领,廉政建设就会失去动力。廉洁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治腐败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的文化氛围。

  良好的个人道德素养是保障整个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把廉洁教育与社会教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可以大大拓展反腐倡廉教育的领域和空间。[详细]

  发挥法治在廉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在具体路径上,法治被众多学者当成廉洁城市建设的核心。《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说,廉洁社会的形成,主要不是取决于道德的教化,而是取决于法律的震慑力和制度的执行力。廉洁城市建设,首先要从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做起,违规必惩。发挥法治在廉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任建明认为,实现法治是反腐败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地区,应当在法治建设、民主政治发展上有更大的作为。[详细]

  发挥"廉洁岛"效应打造廉洁中国

  1993年,透明国际组织提出“廉洁岛”概念。该概念的主要意思是说,即使一个国家难以从总体上摆脱腐败的困扰,但完全可以在局部,比如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率先实现廉洁的目标,然后生成示范效应,扩大辐射面,发挥影响力和借鉴作用,在其他地方予以推广,最终通过一个又一个“小气候”的改变,改善“大气候”,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希望杭州、深圳、广州等地的廉洁城市建设,能起到这样的“廉洁岛”效应。[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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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每一名中国人的愿景。建设廉洁城市不应当是某几个城市的目标,而应当成为每个城市努力的方向。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方面就是建设廉洁城市,这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与群众积极参与到这项建设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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