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破除官员的心理抵触又避免社会动荡,有部分学者大胆提出,只有来一场对官员现有腐败问题的“大赦”,才可能换取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

  何为赦免贪官原罪论?

  赦免贪官原罪是指划定一个时间界限,在此之前的贪污受贿行为,只要当事人如实交代并将赃款如数上交,就不予追究。否则按照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理,没收全波非法所得。贪官“特赦论”由部分学者提出,主要观点是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一些专家甚至想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详细]

  "赦免贪官原罪"支持方:有条件赦免促政改

  主要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法学教授何家弘、《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

  支持理由:基于既要破除官员的心理抵触又要避免社会动荡的现实考虑,有部分学者大胆提出,只有来一场对官员现有腐败问题的“大赦”,才能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这被外界概括为“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

  他们认为,现在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用模型估算出来的“腐败呆账”总量都极其巨大,难以消化。只有用特赦促政改,跟贪官做一个政治交易,化腐朽为神奇,废物利用,从而解决反腐败所遭遇的阻力问题,化阻力为动力。不过这个赦免也是有条件的赦免。[详细] 

  “反腐败惟一的出路一定是搞大赦,把以前的腐败统统赦免。”何家弘说,政府和媒体可以把道理给老百姓讲清楚,为了建立长久有效的反腐制度,中国人民必须牺牲一次,宽恕一回。

  "赦免贪官原罪"反对方:赦免会衍生出"合法腐败"

  主要代表人物:多数国民

  反对理由:腐败问题自古有之,上到封建社会统治者,下到黎民百姓无不痛恨腐败这一恶行。古代虽常有“大赦天下”的情况,但这种赦免并非“浩荡皇恩泽及万物”,而是其他罪犯都能赦,就是不赦贪官。[详细]

  “赦免贪官”言论一出即遭到各方反对,多数人认为对特定人赦免意味着有人贪腐不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会导致对腐败的法律适用不平等,不符合法治精神对权力缺乏常态化的法治监督,对腐败案件查处的疏漏让法治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旦容忍“赦免”,便会在社会上造成反腐底线的突破,甚至怂恿更多的官员为求“一时之需”而先行贪腐。这种突破法治原则的“赦免”许愿,弄不好反会强化官员的侥幸心理,甚至衍生出更多“合法腐败”的漏洞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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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圭的转型史看,在民意调查中,反对赦免的比例高达72%,但是在真实的投票中,在民众真正出面做政治交易的时候,赞成赦免的比例上升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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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做过一条调查,问题为“您赞成赦免贪官换阳光法案吗?”91%的网民选择投不赞成票。
    “特赦”提法一经媒体报道,便引发激烈争论。认同者认为,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反腐败而言,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福利,“特赦”贪官是在纵容腐败。

  "赦免贪官"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践踏司法公正。诚然,积极退赃,是酌定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一般在司法实践中都会轻判。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无“赦免”的概念。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指出,“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法律是唯一的标准,任何反腐败机关都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法外开恩。”仅仅因为有没有赶上赦免的“好时候”,贪官的命运就判若云泥,这显然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也有损反腐倡廉的公信力。[详细]

  "特赦贪官"观点被批涉嫌违宪

  知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看法很淡定,“特赦贪官的说法毫无新意,从上世纪末至今,这种声音每几年回炉一次,新瓶装旧酒,实质是以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严重违法行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对林喆的观点表示支持,并指出当前“特赦”构想的危险之处在于,中国到底是以政策反腐还是法治化反腐,政策一改再改,将严重冲击法律的权威。 

  林喆说,在法律层面,中国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特赦”,特赦贪官没有法律依据,涉嫌违宪。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开有条件赦免的口子,“特赦”会成为贪官“避风港”,引起更严重的腐败。从实践来看,惩处应当依据“有自首情节”等条款,而不是不受任何惩治“特赦”犯罪行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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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有条件赦免”企图以一种有限妥协的方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进展,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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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专家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任何一项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其背后,除了对于监督的天然抵触心理外,更不乏一些腐败分子害怕自己的原罪“见光死”。

  赦免贪官的先例:香港1977年的特赦令

  1977年,香港宣布对当年10月1日前警察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这被称为特赦令。 

  媒体报道,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了全新的《防止贿赂法案》,该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畴和惩治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到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引起警务人员强烈不满。在这种压力下,总督颁布了“部分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其后廉政公署不仅没有放松追查,而且还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即被开除,并不许上诉。 

  在很多反腐制度研究者眼中,这段香港“特赦”的典故被认为是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

  “特赦贪官”不符合时代不顺应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纠风力度,李春城等省部级官员相继被免职甚至接受调查。各地也查办了一批腐败堕落官员,人民群众对党惩治腐败充满期待。

  中央反腐力度加大的同时,民间的反腐情绪也十分高涨。网络平台,尤其是微博,已经成为公众的反腐利器。

  现在正是民众对反腐败最关注也是意见最大的时候,如果提出对贪官进行赦免,民众那里能不能通过是个问题。而且,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给群众展现出了坚决的反腐败决心,也至少从道义上让民众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会不会危及党的执政资格?[详细]

  当前铁腕反腐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现实国情也不如当年香港那样动荡,总结而言,贪官特赦不符合国情亦然不顺应民心。

  用赦免贪官换财产公示?且慢吧

  “赦免论”的实质是“目的论”,即为了达到反腐败的目的不择手段。然而,官员财产不是为公示而公示,其价值在于加强监督,晒出问题,揪出贪官。赦免之后,腐败分子都成功“洗白”,不明财产也全部合法化,给人一种天下无贪的假象,这样的公开跟不公开又有何区别?

  何增科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他表示,为稳妥起见,自己更愿意建议实施“新人新办法”,就是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凡是新提拔任用的领导干部,必须公示其家庭财产状况。他认为这样一个“缓冲期”会减少“震动”。但他同时指出,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要留有余地,给问题官员一个“出路”。否则,如引起官员资产外逃等情况,对国家来说也是“大失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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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官员财产公开最大的阻力来自有猫腻的官员,通过免除部分官员的后顾之忧来分解这种阻力,不失为务实的“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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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国力最强,好事最稠,大赦也最多。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大赦,包括死刑犯在内的囚犯一律赦免,但规定官吏枉法贪财者不赦。

    反腐的正途就是对症下药,重塑法治的权威。解决旧的腐败存量也好,遏制新的腐败增量也罢,关键是要回归到法治轨道上,以严密无缺的刑事执法确立起腐败与罪责的必然逻辑。或许在这种“伸手必被捉”的法治威力下,那些腐败分子才会权衡利弊,生出几分主动退赃的自觉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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