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难缠的偏见

    偏见是日常性的，可以说无所不在。要祛除偏见，恐怕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罗素在《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一文中说:“直到1870年，德国人被视为戴眼镜的教授，内向的、不知道外界的。但是从1870年起，人们对他们的观念必须作剧烈的改变。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法国人老是从事于爱情上的阴谋，惠特曼谈到法国人的时候说:‘狡猾的、中型沙发上的那对通奸的法国男女。’去法国居住的美国人因法国人严肃的家庭生活而惊奇，甚至也许感到失望。在俄国革命以前，人们相信俄国人有一个神秘的灵魂，那种灵魂使他们不能做成普通的明智的行为，但是给他们一种深沉的智慧，那种智慧是现实的民族所望尘莫及的。”这种对于某一民族的刻板印象，就是偏见。  

　　若论为什么会存在偏见，那原因自然是，判断者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既然不能窥见全豹，就难免会产生偏颇的认识。有的时候，判断者获得的信息是全面和完整的，但他只愿意相信某一方面的信息，过滤掉的信息没有起到帮助其形成正确判断的作用，对于执意只想相信某一片面消息的家伙来说，连上帝都帮不了他。还有不少偏见是在长期、反复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箫维茨在《最好的辩护》一书中列举了美国司法中的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有罪推定。尽管无罪推定已经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常识，但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接触的被告人多数都是有罪的，面对一名新的被告人，法官在证据调查前还是会习惯性地认为这又是一个有罪的人。要祛除法官的偏见，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要祛除偏见呢?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多余。偏见显而易见的不良作用，是使我们模糊了发现真相的眼睛，我们对特定事物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有时就得归咎于它，这正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然，也有些偏见是无害的，我们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偏见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前者诸如偏爱、偏袒之类，都含有正面的偏见在里面，对于被偏爱者、被偏袒者来说，这种偏见可以甘之若饴;后者如歧视，含有负面的偏见在其中，被这种偏见击中的人就倒了霉。许多偏见是个人化的，除了使一个人作出偏颇的判断、评估之外，不一定有什么实害;也有一些偏见，有可能伴随着危害行为或者招来祸端。尤其是，有些偏见是群体性的，一旦放纵，可能会导致一定损害后果。法国家喻户晓的冤错案件——德雷福斯案件之所以搞错，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原因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存在巨大的偏见群体，就可能出现不问是非，只进行族群分类的简单化思维，正义和理性之神就可能没有栖身之处，要落荒而逃了。  

　　司法的主要功能是判断，有人甚至称之为本质功能，在英文中，“法官”(Judge)的真正意思是判断，所谓“法官”就是一个“精于判断的人”。为了履行好法官之责，不能不扫除判断上的障碍，避免我们判断的眼睛蒙尘。偏见就是这样的障碍，所以许多国家都会想办法降低法官的预断，防止法官的偏见。日本采行起诉状一本主义，想要切断侦查与司法的联系，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其成效如何，就不那么容易做判断了，反正聊胜于无，总比没有更让人放心。检察官作为控诉者，比法官更容易产生偏见，这是由其特定角色决定的。为了减少检察官的偏见，不少国家都极力劝导检察官要恪守客观义务，不能把自己降低为单纯的当事人。不过，既然角色决定心理，这种劝导必然是不容易彻底得到贯彻的。  

　　这提醒我们，对于偏见必须经常性保持警惕。戏剧家赖声川曾言:“当我们看事物的时候，有没有立即下判断?如果有，就很难看事物的原貌，因为判断遮蔽了视线，判断是在通过过滤器看事物。……我们其实大半辈子都是在用既有的方式看世界。这个方式是日积月累而成的，久而久之，事情的原貌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我们甚至可能不认识它了。对人也是一样，可能从认识一个人的第一秒开始，我们就用上了偏见过滤器。久了之后，他被我们的过滤器不断扭曲变形，直到面目全非的地步。真正的他消失在我们的过滤器之中。”  

　　这正是司法者要时刻保持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