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法哲学关怀

　　如果说当代全球化政治格局仍然强烈地体现为贸易和货币之世界性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征,那么中国道路则更多地体现了德性政治,“中国之治”的政治理念是力图通过尊重人类普遍法权原则,型构新时代的全球化秩序。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表现为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经济实力的稳步增长,而且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治国理政思维法治化的转换,以及应对国际矛盾和冲突能力的不断提高,国人无不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正置身于实现晚清以来数代人怀抱的现代化理想的最好时机,它洋溢着生机与活力,饱含着理想和希望,并在这种理想和希望的引领下,尝试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实践方案。 

　　正因为如此,体现中国智慧、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国之治”政治理念一经提出,就立即获得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烈回响,这从根本上表明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伟大民族走出过去时代而开创新时代的锐气,并展示了开创新时代所必须的政治决断的高超智慧,同时也召唤整个民族共同肩负时代使命所必须具备的健全心智、勇气和能力。 

　　如果说,曾经的危机与忧患意识是孕育和催生希望与活力的“精神酵母”,那么,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之治”理念和目标的提出,绝非应付时局的道德劝诫和政治安慰,而是基于某种深刻哲学和对未来理想图景的理智审视的结果,它作为一种统领中华民族未来道路方向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决断,有着非常深刻的精神意蕴。 

　　“中国之治”的提出绝非是“无根漂泊”,而是有着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的支持和涵养。中国先秦“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共同铸造完成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突破,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帝国政制与法制传统,它始终抱持“大同社会”的精神信念,以构建和维持“天下太平”秩序为政治与法制的根本使命,其所追求的政治之“道”,重在强调政治家和立法者内在精神品质和政治德性的培养与塑造,而其中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仪法度,在保障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培育帝国臣民内在心灵秩序的重任。如果说这种精神突破因对制度之自由与人权价值的疏远而未能在现代法治文化中修成正果,那么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它却极可能因旨在追求“不同而和”的政治实践而大放异彩。 

　　应该说,以制度秩序为基本保障的“中国之治”政治理念,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对中西方文明传统的扬弃——它追求的既是一个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法治社会,也是一个崇尚道德、高扬德性、富有人道的社会。“中国之治”政治理念所蕴含的对民主政治和法治文明的追求,正是对“轴心时代”形成的帝国政制的超越。帝国政制尽管凝聚了各大文明区的政治意志,使得人们渴望的安全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现实,但却是一种“专制主义和平秩序”,并最终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和创新力的衰退;同时,“中国之治”政治理念也是基于深切关注现代人类的生存处境而作出的理性判断和选择,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使得人类的全球化交往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现实前景,然而,科技本身并不会给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精神信念,相反地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全球性灾难之难以控制和避免的巨大风险,“中国之治”政治理念的提出,就是在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在和平、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法哲学立场。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之治”政治理念为当代人类政治社会和内在心灵秩序重建提供了精神性方向。如果说当代全球化政治格局仍然强烈地体现为贸易和货币之世界性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征,那么中国道路则更多地体现了德性政治,“中国之治”的政治理念是力图通过尊重人类普遍法权原则,型构新时代的全球化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轴心时期政制理念的精神复兴。 

　　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帝国从来就不是以对土地和财富的掠夺性扩张为政治追求的。而始终以罗马帝国法制为灵感源泉和历史渊源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及其法制建构,则是为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性财富掠夺提供保障的,尽管它孕育了弥足珍贵的自由意识和法权精神。就此而言,对中华民族“轴心时代”礼乐文明秩序精神的批判性重塑和构建,构成了“中国之治”理念下法治建构的精神前提。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绝非“反政治”意义的文化历史,政治乃是消除彼此之间敌对与仇恨、屠杀与战斗不二法门,这也是我们坚持在政治语境下讨论法律问题的缘由。“中国之治”政治理念须直面当今仍处处以武力相威胁的国际政治局势,而坚决摒弃一切高调美妙的政治谎言,其所追求的乃是通过法制构建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其所憧憬的政治意志与法权意识两相契合的精神景观,则更意味着对中西方政治法律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开新,而人类政治消除战争并通过法制共建的实践,也终将成就人作为“世界公民”的崭新形象——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治”政治理念最为深沉的法哲学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