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官场文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同是官场文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古代有些做官的文人“贫困而死”，而今“贪官诗人”却能敛财上千万

　　近来读闲书，随手翻阅了一本《中国古代文学史》，读着读着不禁陷入困惑。比如，在介绍词人、诗人、文学家的生平时，经常提到这个诗人作家“一生贫困”乃至“贫困而死”这样的字眼，令人唏嘘不已。

　　写过“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孟郊，系进士，做过县尉，文学史上称他“贫困而死”。写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19岁就被引为幕府巡官，25岁中进士，被节度使王茂元看上，辟为书记，文学史说他“潦倒而死”。介绍宋代词人梅尧臣时，说他做过主簿、县令小官，“一生贫困而不得志”。向来和晏殊合称“二晏”的晏几道，史家说他“晚年饥寒交迫，贫困落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就有点儿看不懂了。为什么古代的一些官场文人落得个“贫困交加”甚至“贫困而死”的凄清下场?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晓得古代的主簿、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官，但我知道县令就相当于如今的县长，应当说，能当上县令已经不错了。虽然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但是毕竟是可以拿朝廷俸禄的。如果说县令“贫困”，那全县的老百姓日子怎么过啊?尤令人费解的是，像晏几道这样的文人，怎么可能“贫困落魄”?晏几道何许人也?他是晏殊的幼子。晏殊又是何许人也?他是北宋早期的词家，履历显要，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宰相的儿子饥寒交迫，打死我也不信。因为我知道，甭说是宰相一级，就是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的儿子，你说他饥寒交迫，恐怕也叫人笑掉大牙!

　　也许有人说，古代文人或弃官归隐，或受排挤打击，或因直言遭罢官放逐，贫困不足为奇。不错，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流浪者，的确属于此类情况。可是，我这里所说的文人并非如此，他们实实在在地做着官，不应该受穷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唐才子传》上说，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文学史家说“晏几道孤高血傲，天真狂放，不懂得处世营生的法门”。这就再清楚不过了:不会“生事”，不懂“营生”，也就是不会来钱，自然就活该贫困。

　　比起今天的官员诗人，古代文人实在太无用了。有个山东的官员，叫李凤臣，原是齐河县委书记，人称“贪官诗人”。这个“诗人官员”，为了买官送出去几十万元。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各种利益，从而收受贿赂，聚敛钱财超过1300万元，你能说他不会“生事”吗?再比如，他为了头上那顶诗人的桂冠，诗作曾在全国一流的文学刊物上不断刊出;他曾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出版了7本诗集，创造了官员年出版量之最;应他的邀请，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曾奔齐河县参加“齐河放歌”的创作采风活动……同是文人，同是县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时代真的是变了，现在也活跃着不少官员诗人作家，假如有一天写文学史，恐怕再也用不上“饥寒交迫”这样的词了。由此我想到，如果时光倒流几百年，如果李凤臣不落马，让他跟古代的官场文人办个“生事”“营生”培训班，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弄权敛财，也不至于让后来的文学史家左一个“一生贫困”，右一个“贫困而死”，真是枉为县令、愧为宰相的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