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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中公诉职能的丰富和发展

时间:2017-06-08 09:43:00作者:新闻来源:国家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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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司法改革中公诉职能的丰富和发展 

  前言: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刑事公诉》一文首发于《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由于篇幅原因,公诉君将分为三个部分陆续推送,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和展开,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程序公正、证据规则、监督制约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取得了高度的社会共识,是推进刑事法治的重要基础。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各项刑事司法改革举措都与刑事公诉息息相关。正确理解和实践改革精神,才有利于依法治国的科学推进,及时妥善解决和处理改革中的问题,才有利于依法治国的全面确立。 

  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统一,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通过“繁案精审”、“简案快办”的方式,提高司法效率,把优质司法资源集中到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来;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形成了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多层次的案件审理体系;为保障快速审理程序的顺利运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改革还包括量刑建议和庭前会议制度;基于各种快速办理程序以“认罪”为前提,庭审重点也呈现由“定罪”向“量刑”转化的趋势,提出量刑建议成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性机制;庭前会议通过完善庭前准备工作增强了庭审实质化的可能,弥补了我国以往对庭前程序重视不够的弊端;通过严格证据规则和完善诉讼构造来实现“繁案精审”,加大了公诉人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等等。 

  (一)庭前会议制度 

  1.庭前会议制度的定位与实践状况 

  庭前会议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在开庭前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制度。以往我国由于缺少对庭前过滤、准备、分流的法律规定,导致庭审负担过重,庭审重点不清晰,出现了庭审拖沓甚至虚化的现象,影响了控辩质量和庭审效果。为了有利于确定庭审重点,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庭前会议制度,“将庭前审查程序由封闭式的构造改造为三方参与的诉讼构造,将附属于审判的程序改造为相对独立的审判前程序”,旨在承担起审前程序应有的功能。 

  司法实践中,对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特别是当事人、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依法召开庭前会议,对庭审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尚不理想,主要是各方召开庭前会议的积极性不高。据统计,地市级以上检察院参加庭前会议的案件数量占其办理起诉案件的约2%。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其原因在于:第一,庭前会议上法官已经作出决定或控辩双方已经达成合意的事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缺乏明确规定。有的地方对庭前已经解决的问题,庭审时又允许重新审查,否定了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影响了适用庭前会议制度的积极性。第二,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缺乏清晰的认识。有的地方庭前会议被异化为“小庭审”;有的地方对本该在庭审中解决的问题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过多调查,甚至对证据内容、证明力等详细质证,这种做法有损庭审功能的发挥。 

  2.对庭前会议制度相关问题的思考 

  庭前会议制度旨在承担审前程序过滤、准备、分流等功能,在这样的定位下,其制度功能应包括:一是做好庭前准备,保障庭审能够集中连贯进行;二是整理案件争议点,明确庭审重点,保证庭审质量;三是进行程序繁简分流,确定个案的审理程序。为此,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坚持庭审为主、庭前会议为辅原则 

  庭前会议审议的事项及其与庭审的界限,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热点。有观点认为,庭前会议只能解决程序性问题;也有观点认为,除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性问题外,还可以将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确认自首、立功情形、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等情况一并纳入庭前会议讨论范围。我们认为,实践中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往往相互交织,难以明确界分,应当从庭前会议的定位和制度功能出发,明确审议范围和审理程度。 

  其一,庭前会议应当以审议程序性异议为核心。庭前会议一般适用于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公诉案件,对于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不公开审理、证人、鉴定人出庭事宜、延期审理、变更强制措施等单纯程序性事项,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审议;二审开庭审理的案件,法官也可以与控辩双方沟通后,根据情况召开庭前会议。 

  其二,庭前会议应当以明晰争点和证据能力为基本点。在庭前会议中,应当注重控、辩、审三方的沟通,充分交换意见,争取实现控辩双方证据双向开示。在庭前会议中,要厘清案件争点,将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出庭公诉和庭审的重点。特别要关注辩护方提供的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这将有助于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适时调整公诉方案、量刑建议,甚至撤回起诉。要尽量确定证据能力,排除非法证据。对于辩方质疑其合法性的证据,检察机关应当履行证明责任,除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情况复杂需要在庭审中予以解决的以外,尽量在庭前会议中明确证据能力,确认证据合法或排除非法证据,以保障庭审集中连贯进行。 

  其三,庭前会议不应深究与案件核心事实紧密相关的事实证据。庭前会议在梳理争点、开示证据时,控辩双方应只就对证据有无异议发表意见,而不进行质证,要防止将庭前对证据的听取意见变为对证据的实体审查。由于程序性事项和实体性事项存在交织的可能,在审议程序性事项时可能牵涉实体性事项,如需要证人出庭,需要对案件主要事实、证据进行核实,或对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有争议等,这些实体性事项应当在庭审时解决,以保证庭前会议的辅助性功能。 

  此外,庭前会议要兼顾程序分流。应当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诉讼效率出发,通常没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但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在庭前会议中,被告人的态度发生变化,导致案件符合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的,可以进行程序分流。 

  (2)赋予庭前会议决定以法律效力 

  庭前会议中对审议事项能否作出决定、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理论上认识比较一致,基本认可庭前会议就审议事项所作决定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司法实践中,由于缺少明确依据,导致做法各异。我们认为,应当从规范层面推动庭前会议决定效力的实现,具体包括: 

  其一,对庭前会议中已经依法作出决定的管辖、回避、不公开审理等程序性事项,赋予其法律效力,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庭审中一般不得再次提出异议。 

  其二,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在庭前会议中确定为非法证据的,要坚决予以排除;对已确认合法的证据,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庭审时再次提出的,法庭不予审理,维持庭前决定的效力。对于能够在庭前会议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而不提出的,应当予以合理解释;对于故意进行“证据突袭”的,检察官可建议法庭对辩护人予以警告。 

  其三,庭前会议中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和真实意思达成刑事和解的,和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得随意改变。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庭前会议工作流程,规范庭前会议启动主体、参与人员、会议内容、决定的效力等问题,以及对无故不参加庭前会议的相关方给予一定的惩戒,等等。 

  (二)简易程序 

  1.简易程序的制度背景与实践状况 

  广义上的简易程序是指包括与普通程序相对而言的所有快速办理程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简易程序。如美国的辩诉交易、德国的处罚令程序、日本的即决裁判程序等,而且有的国家还不止一种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程序。相比较而言,我国针对轻微刑事案件或认罪案件的快速办理程序发展较为缓慢,与刑事案件的数量不相适应,造成了实践中大量简单案件积压、诉讼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当事人难脱讼累等弊端。因此,在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背景下,通过法律或司法解释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增设案件快速办理程序的意图非常明确。我国狭义上的简易程序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所有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很多地方作了积极探索,如有的地方推行了集中移送、集中审查、集中起诉、集中开庭的“四集中”工作模式;有的地方建立了专人承办、专人出庭的工作机制;一些地方出台相关文件,通过规范讯问方式、出庭程序、庭审时间等,兼顾办案质量和效率。但是,简易程序适用率总体偏低,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承担起大量刑事案件的分流任务。据统计,2013年至2016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分别为490021件、520555件、537995件、565683件,2016年全国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占基层人民检察院起诉案件的54%,与人们普遍预期的高适用率有较大差距。我们认为,简易程序适用率不够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现有做法并未真正使简易程序“简”下来,导致“简者不简”。 

  2.对简易程序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刑事案件大幅增长,犯罪轻刑化趋势凸显,诉讼效率已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和必须采取相应举措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中,很多改革举措都是围绕提高诉讼效率而设立的,检察人员要转变观念,不能固守传统的办案模式,而应对适用简易程序采取积极的态度,探索解决适用中的具体问题。 

  (1)全程简化简易程序 

  法律对简易程序庭审活动作了简化规定,但对审前程序及庭后程序如何简化并未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简者不简”现象,如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庭外工作与普通程序相差不大,文书制作、案件审批仍然沿袭旧有做法。仅仅庭审程序的简化并不能大幅缩短办案期限,而简易程序的审限却比普通程序缩短了很多,致使公诉人并不热衷于适用简易程序。对此,应针对性地简化简易程序各环节,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真正区别开来。一是审批程序“放权”。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应由司法人员依法决定。二是法律文书“精简”。简易程序案件做庭前准备时,只制作必要的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探索文书格式化、审查报告简易化,“三纲一书”等适用于普通程序的文书可以省略。三是庭审程序有“侧重”。庭审中,公诉人可以只摘要宣读起诉书中的案件事实、罪名等重点内容;对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可以不讯问,仅宣读证据目录;对需要讯问询问、示证质证的,应当突出重点,针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法庭辩论应重点围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量刑问题进行辩论。此外,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让“用者有利”,也能够促使被告人自愿选择简易程序等快速审理程序。 

  (2)探索办案模式集约化、科技化 

  司法实践中,部分地方探索了集中移送、集中审查、集中起诉、集中开庭的“四集中”办案模式,将办案流程集约化,节约了办案时间,但公、检、法三机关在机制层面对接配合尚不够健全。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各机关间的沟通协调,如检察机关可以商请侦查机关尽可能集中移送审查起诉、对接法院安排固定时间集中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自身则应探索“简案专办”,由专门人员或办案组专门办理,调整现有办案方式与“四集中”不对接的问题。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探索远程视频提讯、出庭和送达等方式,甚至实现“三地四方”视频开庭方式。目前广东深圳市及所辖地区、东莞市、浙江杭州西湖区、福建福州苍山区等不少地方已经实现了远程视频庭审,大大提升了诉讼效率。 

  (3)加强检察监督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能因简化诉讼程序而降低案件质量,不能因缩短审理时限而放弃监督职责。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求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必须出庭支持公诉,就是为了避免诉讼结构缺陷,防止出现监督盲点。公诉人要提高监督意识,注重监督量刑幅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以及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随意转化的情况,尤其是为了延长审理期限而不当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况,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与价值基础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2014年6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18个城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在试点基础上,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认罪认罚试点办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认罪认罚试点办法”,全部刑事案件均可纳入认罪认罚从宽范围,有助于全面提升办案效率。   

  经过多次司法改革,我国目前形成了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互相衔接、层次分明的多层次案件审理体系。对于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最快可将案件审理时间缩短至10日以内;对于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对于其他认罪认罚案件,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时,可以适当简化庭审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的精神在我国刑事法律中早已存在,且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如关于“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和解”的规定等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以往经验基础上的具体化和系统化,以契合中国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和特点为基本导向,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一是体现了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认罪认罚从宽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宽容、平和、谦抑的理念,也是我国“坦白从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二是推动了刑事案件繁简分流。面对刑事案件的快速增长和轻罪案件的高位运行,有区别、分层次的审理方式是司法科学化、精细化的体现,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三是促进被追诉人认罪服法和教育改造。通过“从宽”的司法承诺,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主动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犯罪事实、补充完善证据、及时结案,使被追诉人及时接受教育改造,有效减少因刑事追诉产生的冲突对抗。 

  2.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的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宽容、谦抑、效率为主要宗旨,运行过程中容易忽视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因此要特别强调对法治原则的遵循。只要始终遵循法治原则,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不难找到正确的解决路径。 

  (1)对适用阶段的理解 

  根据“认罪认罚试点办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则上适用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在侦查阶段除有重大立功或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两类特殊案件外,原则上不能适用。我们认为,侦查阶段原则上不适用该制度,不表明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不能认罪认罚。从制度设计来讲,应当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认罚,只是“从宽”的后果不宜体现在侦查阶段。因为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若此时允许从宽,“可能导致侦查人员放弃法定查证职责,采取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造成冤假错案”。同时,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办案人员容易因为嫌疑人认罪而放松证据要求,降低证明标准,为案件后续办理埋下隐患。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后果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予以体现。 

  审查起诉阶段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主要阶段,但不排除审判阶段的适用。有的观点认为,有的被告人在庭审终结前认罪认罚是根据庭审情况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无法体现其悔罪诚意,也没有节约司法资源,不宜对其从宽。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排除被告人在庭审中认识加深而改变态度的情况。从司法宽容精神出发,只要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或适用简易程序判决前,征得法院同意,对于上述情形应当允许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样也可以减少上诉的发生。但是,对审判阶段的从宽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从宽应有一定区别。英国在被告人认罪制度中的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英国实行量刑“逐级折扣”优惠,被告人在不同阶段认罪,将获得不同的量刑折扣,越早认罪折扣幅度越高。 

  (2)对“认罪”、“认罚”与“从宽”的认识 

  一是“认罪”应当具有实质性,即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仅有认罪表示不能认为是认罪。有的观点认为,“认罪”需认同指控的具体罪名。我们认为,对“认罪”的要求不宜太严格,“概括认罪”即可。对于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予以认可,仅对个别细节提出异议的,或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成立。 

  二是在“认罚”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的刑罚种类、幅度及刑罚执行方式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行为。而在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不能提出从宽意见,因此不存在认罚的基础。“认罚”要体现出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对于只认罪不认罚,或者表面“认罚”,背地里却串供、毁灭证据或者隐匿、转移财产,不赔偿损失的,则不能认为是认罚。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是其对程序选择权的行使,不影响对“认罚”的认定。 

  三是“从宽”应当体现在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两方面。实体从宽指实体上的从轻处理,包括对被告人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程序从简包括适用人身自由限制程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和优先适用从简从速的诉讼程序。 

  四是要宽严有度、依法从宽。司法机关在裁量是否从宽、如何从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且考虑从宽的社会效果和个案公正;在体现从宽政策的同时,也要避免一味从宽,特别是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的犯罪分子,认罪认罚不足以从宽的,则不能从宽,防止突破法律和政策底线。 

  (3)对证明标准的理解 

  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可以有所降低,否则达不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我们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近年来暴露出一些冤假错案,没有把握好证明标准是发生这些冤错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对事实证据存在疑问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从而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无疑是认可了“疑罪从轻”的错误做法,将可能导致侦查人员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获取口供,后果将不堪设想。“认罪认罚归根结底是被告人的认罪态度问题,其并不能动摇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认罪认罚案件同样要坚持这一标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些次要的事实、情节都要达到此种程度”,在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上,可作适当调整。 

  (4)关于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一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和律师辩护权的行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追诉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但他们大多缺乏诉讼经验和法律知识,为保障其准确理解程序内容和适用后果,防止其为了尽早“解脱”而被迫认罪现象的发生,应当保障辩护律师的参与。辩护律师的参与,对于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平公正落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司法机关应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现,认真听取律师关于量刑和程序适用的意见;适当提高值班律师待遇,探索值班律师的设置及职能作用;赋予值班律师通过适当方式行使阅卷、会见的权利,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更全面有效的法律帮助。 

  二是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要予以充分的关注。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不能将被害人置于事外,要防止为了加快诉讼进程而忽视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使其遭受二次伤害,而应充分听取被害方的意见,并将当事人双方是否达成和解作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因素。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谅解的和已达成谅解的在从宽幅度方面应当体现差别。当然也要防止被害方“漫天要价”的情况,对于确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而未能达成和解的,不影响从宽的适用。 

  三是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监督制约。对社会上担心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带来的打击不力、冤错案件增加,特别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要高度重视和警惕。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办案责任制,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审批流程和责任追究,实行内部制约和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公开办理过程和相关法律文书,“以公开促公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侦查和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坚决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裁判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抗诉。 

  (5)逐步扩大刑事和解范围 

  立法机关在将刑事和解引入法律之初,为防止以罚代刑和放纵犯罪,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轻刑案件。有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过于谨慎,和解的制度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应考虑对重罪案件也适用和解。在刑事和解制度初建之时,出于对其中蕴含的高风险的考虑,持有审慎态度是正确的,但在制度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双方有和解愿望或已经自行达成和解的重罪案件,在没有违背社会公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一概否定双方的和解合意和已平复的社会关系是值得商榷的。司法实践中,重罪案件甚至死刑案件将民事赔偿谅解作为从轻量刑情节的情况并不鲜见。“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统计发现,2014年故意杀人案因存在赔偿谅解情节而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52件,已非个别现象。”刑事和解在鼓励认罪、促进矛盾化解、关注诉讼当事人双方利益等内在价值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致的,其条件比认罪认罚从宽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被告人认罪认罚,还要求对被害方予以赔偿并获得谅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可以认为是将刑事和解扩大至所有案件的制度依据。因此,可在试点范围内探索对于重罪案件甚至死刑案件,基于赔偿谅解情节,谨慎地予以从轻处理。当然,在推动刑事和解扩大适用时,要注意把握好罪行与赔偿幅度的平衡,把握好罪行与从宽幅度的平衡,把握好保护被害人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谨慎平稳地推动刑事和解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发展。 

  (四)速裁程序 

  1.速裁程序定位与实践状况 

  2012年至2014年,全国法院判处拘役以下刑罚的人数占全部生效判决人数的40%以上,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全部生效判决人数的80%左右。在轻罪案件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以效率为导向的、针对轻刑案件的、“简上加简”的刑事速裁程序应运而生。速裁程序专门针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无争议的轻刑案件,是简化诉讼流程、缩短办案期限的一种案件快速办理程序。“刑事速裁程序是一种在公正基础上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程序模式,这也是其区别于刑事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独特属性。”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北京、天津等18个城市对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试点适用速裁程序。试点两年后,又在“认罪认罚试点办法”中将速裁程序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整体推进,适用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各类案件,以便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 

  在速裁程序试点的两年中,各地提起公诉的速裁案件56420件58500人,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结52540件54572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35.88%,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18.48%。全部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率为2.01%,检察机关抗诉率仅为0.01%,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为零,上诉率、抗诉率之和比简易程序案件低2.83个百分点,比全部刑事案件低9.52个百分点。速裁程序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简化了诉讼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推进了繁简分流。各地普遍对速裁案件区别对待,大幅缩短了办案期限,审查起诉周期由过去的平均20天缩短至5天左右;法院10日内审结的占92.35%,比简易程序案件高65.04个百分点;当庭宣判率达96.05%,比简易程序案件高41.22个百分点。二是体现了从宽精神,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减少了审前羁押,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明显上升,速裁程序案件中适用非监禁刑的占42.31%,比简易程序案件高13.38个百分点。三是当事人服判息诉、矛盾化解效果明显。速裁程序判决认可度高,上诉、抗诉情况极少。但是,速裁程序在运行和构建上还存在一些争议,需要研究探讨。 

  2.对速裁程序相关问题的思考 

  (1)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 

  有观点认为,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因此主张速裁程序应当适用一审终审的审级构建。也有观点认为,可借鉴国外有限上诉权的做法,在速裁案件上诉程序中设置过滤审查机制,只有在被告人替人顶罪、非自愿等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的,被告人才具有上诉权。我们认为,虽然速裁程序的突出价值在于提高效率,但速裁程序的效率应是公正基础上的效率。在追求程序效率的同时,不能放松对公正的要求,否则这项改革将是失败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遵守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原则,不应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但鉴于被告人已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的二审审理方式可以与其他上诉案件有所区别,如可以不开庭审理等。 

  为提高诉讼效率,也有观点认为速裁程序没有开庭审理的必要,可借鉴德国的处罚令程序,进行书面审理,公诉人也无需出庭。我们认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是控、辩、审诉讼构造的基本要求,突破诉讼构造将打破兼听则明、相互制约的格局,最终导致司法公正受损。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判处的往往是罚金等财产刑,几乎没有自由刑,和我国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差异很大。速裁程序在诉讼程序上已经十分简化,若不开庭审理,将难以准确判断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罪的真实性难以查清,产生错案的风险将明显增大。提高诉讼效率可以从科技手段入手,如很多地方为提高速裁程序效率而探索的视频开庭方式,效果良好,可以借鉴。 

  (2)消除制约诉讼效率的内外部因素 

  从外部环节来看,案件在侦查阶段耗时较长,移送审查起诉较分散,提出适用速裁程序建议的比例较低。有的庭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因犯罪嫌疑人户籍地、居住地不在本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拖延。从内部环节来看,一些原有的内部审批流程制约了速裁程序的效率。如检察机关对审查报告、起诉书、量刑建议的报批程序,审判机关对裁判文书的报批程序等等。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办案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构建集约化案件审理、调查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等理顺内部关系,解决办案机关内部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此外,还可以探索通过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为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构建数据化评估平台。 

  (五)量刑建议制度 

  1.量刑建议制度背景与实践状况 

  量刑建议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向审判机关就被告人应判处的刑罚提出建议的活动。为了适当约束量刑自由裁量权,赋予被告人在量刑上的辩护权,促进量刑公开公正,量刑建议制度应运而生。量刑建议是源于公诉权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与定罪申请一起,应当成为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末,我国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随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部分地区开展了量刑建议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量刑开展庭审辩论的规定后,量刑建议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动下得到整体推进。 

  从近年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在依法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量刑裁判相结合原则指导下,所提量刑建议采纳率达到90%以上。开展量刑建议案件的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普遍下降,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但与此同时,量刑建议工作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和厘清的问题,如: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提出时间、如何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度、大数据在量刑建议中的科学应用等。 

  2.对量刑建议制度相关问题的思考 

  (1)量刑建议的范围 

  在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上,有观点认为,对适用普通程序以及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可以充分行使量刑建议权。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暂时不提量刑建议。还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作为新生事物,适用范围应重点放在被告人认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无受害人案件方面。我们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其有利于规范量刑裁量权、保障辩护方量刑答辩权、促进审判公正,而且“建议”的性质与“决定”有质的差别,并没有妨碍法院的量刑决定权。因此,不论案情是否复杂,适用法律是否存在争议,也不论适用何种诉讼程序,以及拟适用的刑罚轻重,均可提出量刑建议。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量刑建议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前置条件,其重要性更为凸显。 

  (2)量刑建议的类型 

  量刑建议可分为三种:一是概括的量刑建议,即仅向法庭提出从重、从轻或减轻处罚等原则性建议;二是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向法庭提出相对较小幅度的量刑建议;三是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向法庭提出不存在幅度的具体刑罚。量刑建议的提出应以对法院提供科学量刑参考和进行合理量刑约束,便于辩护方有针对性地开展量刑辩护为目的。概括的量刑建议范围过宽,起不到建议应有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不值得提倡。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既有相对明确的建议范围,又为法官行使裁量权留有足够的空间,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可以作为量刑建议的主要方式。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一般用于附加刑、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不存在幅度的法定刑,对于财产刑也宜提出确定的数额。量刑建议类型的选择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以相对明确的量刑建议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更具有实际意义,辩护方也更具有辩护依据和动力。因此,应尽量提出相对确定、范围相对明确的量刑建议。但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量刑建议也并非越具体越好。一味追求过于具体的量刑建议会不当限缩法官的裁量空间。若量刑建议常被判决改变,则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因此,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和科学性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3)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时间 

  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或在起诉书中提出,或单独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时间,有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初提出和审查起诉结束后提起公诉时提出等观点。实践表明,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时间应当区分案件类型具体把握,特别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量刑建议有更具体的需求,因此不宜完全统一。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就量刑建议询问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签署具结书。量刑建议是“认罚”的前提,且已然形成并得到犯罪嫌疑人确认,自然可以在起诉书中予以体现。对于其他案件,量刑建议则可以在法庭辩论时以公诉意见的形式提出。而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则便于公诉人根据庭审情况及时全面地把握量刑事实、情节、认罪态度等变化,从而能适时调整建议内容,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 

  (4)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性 

  检察机关能否提出量刑建议的问题,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改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不再有争议。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检察机关如何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和科学性。量刑建议只有提的精准才能发挥出自身价值,只有提的科学才能树立“建议”的权威。一方面,可以探索大数据技术在量刑建议中的应用。如,贵州等地探索的大数据量刑分析参考技术,通过对录入计算机的大量案件信息数据进行类案分析、比对,进行量刑提示和量刑偏离度分析,运用互联网思维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解决案件量刑不均衡问题。另一方面,量刑规则和量刑指导意见是开展量刑建议的重要参考,对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起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共同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量刑规则和量刑指导意见,为规范、准确量刑提供依据。

[责任编辑:张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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