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我国民事法律对军婚的保护，集中体现为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立法者认为，通过限制非军人一方的离婚自由权，可以稳定军婚，从而稳定部队。笔者认为，《婚姻法》第三十三条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它限制的是现役军人的配偶在离婚诉讼中的胜诉权，而不是如何追究破坏军婚第三者的民事责任；二是它设定的是在离婚诉讼中判决军婚当事人离婚的特别条件，而没有涉及导致军婚当事人感情破裂的原因。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没有体现对军婚的特别保护，要依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赔偿，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但是，在第三者出现导致军婚破裂的情形下，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当第三者出现导致军婚破裂时，军人一方不仅难以从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获得赔偿，也不可能从第三者那里得到赔偿。

因此，运用民事法律手段惩处第三者破坏军婚的行为，是维护军人婚姻关系稳定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中，寻求对军婚的特别保护，以体现军婚民事特别保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首先，扩大民事赔偿主体，追究第三者破坏军婚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一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其同居以及有其他婚外性行为的，夫妻离婚时，有过错的第三者是否应当向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赔偿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因此《婚姻法》对第三者赔偿未作规定。实践当中，常有当事人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对第三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对方配偶及“第三者”承担共同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作为司法机关，现阶段在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的问题上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并无不妥，但是忽视军婚与其他婚姻之间的制度性区别，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则值得质疑。具体到军婚保护领域，如果允许受到侵害的军人一方向第三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对于保护军婚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没有人真正在意能从第三者那里得到多少赔偿，但是这样的法律制度，将成为悬挂在破坏军婚的第三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起到相当的威慑作用。相对而言，扩大民事赔偿主体、追究破坏军婚的第三者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可能引发的消极作用，则要有限得多。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例如，第三方因与现役军人配偶通奸被现役军人一方诉至法院时，现役军人一方有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关系暧昧的，如现役军人提供双方的不正当往来的情书、亲吻的照片等，应当认为现役军人一方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应当由第三方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通奸行为。

综上，为了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中充分体现对军婚的特别保护，建议在修改《婚姻法》时对第四十六条增加以下内容作为第二款：“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现役军人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１．与之结婚；２．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同居关系的；３．通奸；４．其他严重破坏现役军人婚姻关系的情形。”

这样，对军人来说，可以通过获得物质上的赔偿，使其受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救济和恢复，并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第三者来说，由于被索赔而得到惩戒，并通过判决的形式对其行为进行否定，促其悔改；对社会来说，可以引导大家遵守婚姻法律，自觉维护军人的婚姻家庭关系。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