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出庭公诉工作的加强与完善

时间:2016-11-18 13:49:00作者:刘家卿 闫永磊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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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是实现庭审的实质化,由此也给检察机关的出庭公诉工作带来诸多影响。本文在分析具体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出庭公诉工作的加强与完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举措。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 庭审实质化 出庭公诉

  引 言

  “以审判为中心”是当前检察工作尤其公诉工作开展的全新制度背景,高检院已多次下发文件推动改革落实。以审判为中心,首先是以庭审为中心,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要把检察机关所指控的事实、提交的证据,包括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全过程呈现庭审现场接受检验,面对庭审实质化、决定化及辩护权扩张的基本趋势,出庭公诉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再加上办案实践中所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如何在保证出庭质量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概述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开启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序幕,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提法由来已久,目的即在于革新“侦查中心主义”这一广受诟病的刑事诉讼格局。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但上述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影响到三机关正常运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冤假错案的产生与此也不无关联。”[1]具体而言,由于公安机关所处的强势地位与起点阶段,其所收集、形成的证据,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囿于审判所处的诉讼阶段,部分审判需要的证据可能难以调取,审判阶段发现的问题也难予以纠正,审判程序难以有效实现对其他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的制约作用,“造成长期以来‘疑罪从无’原则难以落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成了潜规则,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损害司法公信。”[2]应该说,“以审判为中心”是在防冤纠错的背景下对于深受诟病的“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格局的修正,由法院、公安、检察、辩护人四方参与,充分实现控辩审三方职能,通过倒逼机制,迫使审前程序在证据标准和事实认定上向审判看齐,从源头防止刑诉逼供及非法取证等行为,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革除传统诉讼模式中有悖现代司法文明和人权保障的种种弊端,以重塑司法权威。

  “以审判为中心”并非弱化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恰恰需要借助于侦查、审查起诉的扎实开展以在审判程序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刑事裁判价值。审查起诉作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中间环节,是夯实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屏障,应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严格规范侦查行为,阻断非法证据流入审判阶段,既要让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合法的审判,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二)庭审中心主义

  “以审判为中心”是在坚持刑事诉讼阶段论的基础上对诉讼结构的优化[3],主要是解决审判与侦查、审查起诉的外部关系,强化审判对于审前程序的约束力,而如何实现约束力达到夯实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则是实现改革成效的关键。

  长期以来,审判的进行都依赖于侦查阶段形成的卷宗,卷宗所载内容决定证据的采信与事实认定,庭审所完成的是对侦查卷宗的确认,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刑事指控证据的认定实质上不是通过庭审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对案卷笔录的庭前或庭后的审查来完成的,庭审流于形式。庭审形式化源于侦查强势对于整个刑事诉讼阶段的贯通性影响力,审判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庭审,通过庭审实现证据评判、事实认定,而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首要就是庭审的实质化变革,因此《决定》强调了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特殊地位,先从审判系统内部确立并巩固审判的中心地位,进而扩展到审判与侦查、审查起诉外部关系的调整,最终在整体上确立审判的中心地位。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即提出了 “庭审中心”理念[4],明确“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再次明确“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上述意见基本阐明了“庭审中心主义”的内涵,为庭审实质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对出庭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以审判为中心”对出庭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公诉证明标准与定罪判决标准的同质化

  公诉证据标准是相对于法院的定罪判决证据标准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这是刑诉法为公诉部门设定的起诉标准,同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就法院定罪判决证据标准作出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字面上看,公诉机关的公诉证明标准应等同于审判机关的有罪判决标准,但实际执行中,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往往各有各的考量,存在“只需检察机关认为具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即可提起公诉”的“宜宽论”[5]与“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保持一致性”的“宜严论”[6]的分歧。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上述分歧一锤定音,要求公诉证明标准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实质相同,即以审判标准来统一刑事司法标准,满足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三个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无疑提高了公诉证明标准,庭审据以出示的指控犯罪的证据与审判标准实质一致,这就要求诉前要在证据的确实、充分认定及证据来源审查上下功夫,着力客观证据,注重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合法性,防止不符合定罪标准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举证将面临新常态

  举证是公诉方庭审时对用于证明被告人有罪证据的集中展示过程,是进行法庭事实调查的核心环节。从司法证明角度讲,其承继侦查阶段的“取证”,顺引法庭的“质证、认证”,重要性不言而喻。刑事诉讼实践中,附随于庭审的举证、质证也存在虚化问题,控方、合议庭甚至辩方可能在庭前即形成被告人有罪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庭审的举证、质证就可能出现机械宣读、质证无异议的场面。在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之下,一切裁判都要形成于法庭,无罪推定的理念也将贯穿庭审直至有罪裁判作出,公诉方所出示的证据将面临被告人、辩护人从程序到实体的质疑,甚至包括收看庭审直播的庭外公众的审视,举证模式将会面临新常态。

  首先,举证要完成从案卷出示向积极说服的转变。前者所存在的语境即案卷在从侦查向审判流转后,法官即据以产生内心确信,心存疑窦的则通知控方进一步补充证据,庭审成为法官已经形成的内心确信的再次确认,由此只有庭审时才能充分反驳的被告一方的意见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对于被告人、辩护人对证据的质疑公诉人如何回应也变得不再重要,某种程度上讲,有罪推定的思维代替了无罪推定的理念贯穿了庭审始终,“配合”意味浓厚,冤假错案的产生与此不无关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一便是对一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冤假错案所促成的反思就在于庭审事实调查未能对司法终局性裁判发挥实质、有效作用。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法官的内心确信要形成在法庭,而不能形成于卷宗,庭前要减少甚至杜绝合议庭阅卷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控方有义务将据以指控的证据充分展示、接受质疑,并对质疑作出合理反驳或者回应,以说服合议庭成员,甚至场外公众。此时的举证模式的核心不再是案卷宣示的证据本身,而是依托于证据展示所呈现出的犯罪事实,这种展示需要严密的逻辑演进、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以及理性有力的及时回应。

  其次,证人、鉴定人等出庭将常态化。刑诉法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义务,明确了证人、鉴定人出庭等具体条件,两高也出具了相关规定对询问规则等予以细化,强调了证人、鉴定人出庭的保障措施和法律后果。通过诸多具体程序的设置,新型的举证体系初具成型,但孟子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当前的庭审实践而言,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情况极为少见,但在全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大背景,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情况将从纸面走向现实,庭审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也将增强。

  (三)非法证据排除普遍化

  《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非法证据排除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一项抗衡侦、诉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后者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最大程度的避免和防范冤假错案,更加注重保障人权。而纵观冤假错案,无一不掺杂着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情形,有学者经过对近年来媒体披露的50起冤假错案梳理发现,其中有47起被认定或者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比重高达94%[7],由此可见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基于穷尽救济及辩护手段的考量或实际需要,会积极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在纠正冤假错案的司法背景之下,审判系统也将会严谨考量、重视对待,在审判之中首先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审理,由此可以预见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中将会普遍性出现,客观上要求公诉机关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庭上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能力。

  (四)庭审控辩对抗强化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修改及两高下发的系列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使得律师的辩护权在法律层面得到加强,确认了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取证据权,控辩双方分享案件信息对等化;另外一方面,庭审实质化也必然伴随辩护权的扩张,居中裁判的法庭对于程序的注重及落实庭审的决定性作用都需要借助于辩护人积极寻找瑕疵与漏洞,特别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的裁判要求,就赋予了辩护人更多发言权和程序异议空间,以便合议庭当庭查明事实,完成证据认定,确保裁判的公平公正。对于事实证据的调查主要通过举证、质证来完成,举证、质证程序实质化首要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案件事实将更多地是以当庭讯问、询问,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辩论的庭审方式来呈现;定罪量刑之辩是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的核心环节,可以预见控辩双方辩论强度、论数、时间都会极大延展,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加大公诉机关支持公诉的难度。近年来的诸多热点案件也已经传导出庭审对抗愈发激烈的信息,从“闹庭式”辩护[8]到快播案“花式辩论”[9]都表明庭审越来越“好看”了,但“好看”的背后就是出庭公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新形势下加强和完善出庭公诉的路径

  出庭公诉是公诉人代表国家依法指控犯罪、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责的重要活动,是展示公诉人公正司法形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联系群众的重要窗口。[10]出庭支持公诉作为公诉工作龙头,方隅之地,影响多维,事关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促进公正的履职效果,更直接代表检察机关形象。面对当下公诉人出庭影响范围更广、出庭类型更加复杂多样,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等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方法论上加强出庭公诉工作,以有效应对庭审实质化趋势,全面落实“以审判未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一)完善庭前工作,严把起诉标准

  1、积极介入侦查,夯实证据基础。“公正始于侦查,如果侦查机关在搜集、固定证据时偏离了公正要求,案件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11]查作为刑事诉讼第一道工序,基础的好坏直接影响出庭公诉的水平,“庭审的实质化在于使侦查阶段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等笔录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在庭审的聚光灯之下接受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检视,形成主张与反驳、指控与质疑的控辩拉锯,因此,侦查取证的状况将直接影响控辩对抗的局势走向,影响法官内心确信,甚至舆论导向,因此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公诉机关应提前介入侦查,将庭审所强调的亲历性传导到侦查阶段,将庭审要求的规范标准引入到“破案”的过程中去,将庭审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前消解于侦查阶段,通过出席现场勘查和案件讨论等方式引导侦查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标准收集证据,掌握庭审主动权。

  2、注重压力传导,避免瑕疵反复。实践中,同样的证据瑕疵或者程序问题会惯性出现于不同的案件之中,针对同样的问题重复的要求补正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诉侦协作良性发展。公诉机关作为审查起诉的主体,是取证成果的庭审直接展示者,侦查机关基于“破案”的中心追求可能对证据收集的全面性、规范性无暇兼顾,公诉机关应将庭审的压力同步传导给侦查机关,引导侦查机关逐步明确取证服务于庭审的取证思路。至于压力传导的路径,就笔者所接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范例而言,一是建立侦查员听庭的常态化机制,以感受庭审、直面压力的方式促进侦查思维转变,强化证据瑕疵避免意识。[12]二是集中力量对庭审常见问题梳理、总结,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从源头规范侦查行为,避免证据瑕疵反复出现于案件之中,减少庭审控方证据体系的受质疑度,促进案件证据质量的稳步提升。[13]

  3、强化证据审查,切实保障人权。一是审查范围从“在卷证据”扩大到“在案证据”,引导侦查机关实现从“破案”到“定案”的侦查思路转变,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所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收集,使得有罪指控证据确实、充分,罪重罪轻均有证据支撑。二是注重客观证据,弱化口供证明作用。物证、书证、电子证据、视听资料等证据以其客观性、稳定性准确反映案件事实,建立以客观证据为基石的指控证据体系,由“口供为本”转向“物证优先”和“实物证据为本”[14],弱化口供证明作用,以降低出庭公诉的不确定性。三是严格证据合法性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首先,公诉人要提升发现证据问题的能力,善于透过非法证据的“隐蔽性”或“伪装性”发现问题,如对提讯证、搜查证、勘验笔录、同步录音录像等材料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进行比对、核实,寻找漏洞,鉴别真伪。其次,公诉人要积极加固非法证据排除后的证据体系。非法证据不能以排除作为完结,公诉人必须清醒认识到由此所带来的在庭审可能会面临的证据漏洞质疑,必须在庭前对排除后的证据体系进行评估,对于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核心证据及时补充完善。最后,公诉人还要提高庭审中应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能力。在庭审中通过质证发现确属非法证据的,要果断排除;存在合理怀疑的,应及时申请休庭并调查核实。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公诉方应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有罪推定”等不当办案理念,既要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合法对待,也要保障无罪的的人免受无辜之冤。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期间要对刑讯逼供等实行“零容忍”,一旦发现侦查活动中存在违法侦查行为,涉及的供述、证言要依法排除,并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线索的,应高度重视,及时审查,固定证据,以在庭审中做到进退有据、反驳有力。

  4、严把起诉标准,做好审前分流。

  1996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就明确规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重申了上述规定。坚持疑罪从无,不止是树立科学刑事司法理念的问题,更是严格司法、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公诉人应坚持理性追诉角色定位,担负起落实疑罪从无的责任,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注重保障人权,对于证据存在问题,不符合提起公诉标准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做到疑罪从无,严格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

  5、注重控辩沟通,加强庭前预测。

  刑诉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由此,听取辩护人意见是公诉人审查起诉期间所负担的法定义务,一个出发点即在于帮助办案人全面掌握案件,兼听则明,以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但注重控辩沟通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庭前及时听取辩护人意见也是公诉人精准预测庭审控辩分歧、质证重点的重要途径,做到有的放矢、攻防有案。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期间,要将辩护人的意见纳入审查范围,做到与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解决在诉前,个性问题记录在案;利用庭前会议平台,就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据瑕疵等充分交换意见,争取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解决在庭前,以减少庭审的不确定性;学会换位思考,立场不同,视野也就不同,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公诉人可以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人的角度来审视指控证据,尝试发现薄弱环节与瑕疵证据,将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可能提出的意见或调取其他证据的申请纳入指控视野,提前做好攻防预案,确保庭审的可控性。

  (二)转变出庭支持公诉方法,强化出庭指控效果

  如何让指控变得有力、让公众内心信服,既要避免认罪等简单案件“草草了事”,也要避免敏感复杂案件庭审陷入被动,出庭支持公诉方法就要进行全方位的革新。

  1、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落实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直接言词原则是对证据进行公开审查的基本方法与要求,也是最大程度地接近当事人、还原案件事实的必要手段,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也是司法亲历性的体现。与此同时,庭审实质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将停留于纸面的证人、鉴定人出庭发生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应该主动顺应潮流,对于认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鉴定人,即应予以申请。对于出庭作证的人员,公诉人应做好详实预案,注重询问技巧,并在庭前与其充分沟通,介绍庭审程序、法庭纪律和有关法律知识,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确保出庭作证顺利和良好庭审效果。

  2、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举证证明效果。一是公诉人举证示证可以突破声音的一元表达,通过视、听进行双重论证,从而提升说服效果。比如可以采用庭审示证系统,收录公诉人全部证据类型与内容,在公诉人示证的同时全流程无缝跟随,声像并茂,并借助于信息技术对证据的呈现、演示进行组合阐述,增强论证效果,提高出庭质量。

  3、协同办案力量,增加指控合力。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而一些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中,辩护人以数十计,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控辩力量悬殊的对比。实践中,庭审公诉人方一般由一至二人组成,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能会造成顾此失彼、指控乏力的现象,因此针对上述案件及个别案件辩护人“抱团化”趋势,公诉机关可以组成公诉团队出庭支持公诉,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成指控合力,提升指控效果。

  (三)建立认罪、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公诉模式

  前文有述,庭审实质化带来举证实质化,控辩对抗强化等等结果,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当前刑事审判工作模式。在时间、空间及人力、物力一定的情况下,庭审实质化将直接导致庭审时间的拉长与空间的延占,也就直接导致人力、物力资源的长时间消耗。一般案件消耗诉讼资源增加,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则可能经历更多次、更长时间的庭审,由此如何平衡案件与案件之间的资源占比,提升诉讼效率,以便使诉讼资源有所节约、有所侧重就成为审判实践必须考虑的问题。

  通常而言,简易案件从快从简,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刑事诉讼效率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在制度层面确定了部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和刑事速裁程序的审判模式,通过简化程序,快审快结,压缩了庭审时间,提升了诉讼效率,不仅从客观上减轻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也为庭审的实质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刑事速裁程序本身是简易程序的再分流,其本身并未扩大程序的适用范围,而游离于简易程序门槛之外的案件数量本身庞大且案情更为重大,而这些案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才是庭审实质化的重头戏,控辩角力的主战场。

  诉讼实践中,无论何种类型案件,都可划分为认罪、不认罪两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认罪案件中公诉方要承担的指控强度明显上升,由此带来讯问、举证、质证及辩论的强度提升,程序保障的要求也提高,认罪或不认罪案件本身证明难度与程序保障要求的不同决定了公诉人对具体案件处理行为的不同。笔者认为,为了落实庭审的实质化,贯彻简易讲求效率、疑难资源集中的审判资源分配思路,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也可以进一步进行细化,在不对审判程序进行突破的前提下,以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为区分[15],以出庭模式的繁简度为着力点,对诉讼资源进行再节约,以更大范围上实现繁简分流。

  对于认罪案件,在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真实性、自愿性基础之上,通过庭前会议或者经控辩审三方同意,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可以采用简化的询问、举证、质证及辩论流程。在讯问阶段,简单案件,可以采取是否的问答方式进行;重大复杂案件,可以采取一问一答,分事实、分情节简单表述。在举证、质证环节,无异议的证据可以采用关键证据简要宣读与一般证据名称关联证明事实的方式出示,尽量避免证人、鉴定人等人员出庭。在法庭辩论阶段,在明确指控罪名无异议的前提下,控辩双方主要就量刑问题进行简要辩论,双方各一轮意见为宜。

  对于不认罪或部分不认罪案件,出庭公诉应有所侧重,可通过庭前会议或者经控辩审三方同意,无异议事实讯问及证据简单出示,分歧问题进行重点讯问、举证、质证及辩论。对于无异议部分,可参考认罪案件的模式进行;对于异议部分,讯问时可采用概括式讯问,并积极寻找供述的漏洞与矛盾;分歧部分举证重点出示,必要性可以申请关键证人或鉴定人到庭参加诉讼;辩论阶段应全面展开论述,就分歧点强化说理性及证明链条的严密性论证,注重出庭语言法理性、逻辑性和艺术性,加强语言的感染力,提升对法庭说服力的同时,也增强社会公众的认同感。

  (四)打造高素质公诉人队伍,着力提升庭审驾驭力

  直观而言,庭审“好看”与否,全系公诉人表现,因此,提升出庭公诉质量与水准的最终落脚点是公诉人,要加强和完善出庭公诉工作的执行者还是公诉人,必须加强公诉人队伍建设,才能适应庭审实质化的改革进程。

  1、注重学习,提升公诉人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案件的处理需要深度的专业知识,但对证据的审查、对案情的理解、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的剖析则因素复杂,与此同时,对证人、鉴定人的询问也需要跨学科的问题提出和辨识能力。因此,面临复杂程度不断提升的案件事实,公诉人不仅需要深化专业知识学习,还要拓宽知识广度,积累多学科知识,做复合型公诉人才,唯此才能在庭审中做到游刃有余、胸有成竹。

  2、注重实战,完善公诉人出庭实训机制。一是公诉机关应有意识地联合检察官学院等培训基地,重点围绕应对庭审实质化趋势下如何提高公诉人出庭能力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出庭公诉专项技能培训和业务实训。二是选择优秀公诉人出庭案件作为示范观摩庭,重点选择有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或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案件,尤其是新类型、重大疑难复杂等案件的庭审,直观了解复杂庭审的基本情况、程序流程,学习先进,积累经验。三是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各种形式的论辩赛活动,通过内部自练、外部拉练两种途径打造优秀公诉团队,形成压力,促进年轻公诉人快速成长。

  3、注重总结,健全公诉出庭质量考核评议机制。公诉人要重视每一次庭审,注重问题总结和经验积累;公诉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公诉人出庭考核评议机制,探索建立资深公诉人专业听庭制度,由资深公诉人定期或随机对青年公诉人的出庭进行听庭检查,并在庭后注重评议总结,研究讨论庭审难点,查找不足,分析原因,形成书面材料,确保有所反思、有所收获,着力提高青年公诉人出庭能力。 

  (作者:刘家卿,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副处长;闫永磊,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助理检察员。)

  注:

  [1]陈光中:《如何理顺刑事司法中的法检公关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 期。

  [2]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阶段论即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有人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对阶段论的否定,笔者认为确立审判中心地位是对三阶段无中心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回应,确认一个中心也即树立了标准与规范,是在坚持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强审判,《决定》中对于阶段论的地位也有明确重申。 

  [4]详见 2013 年 10 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5]袁冬华:《论公诉证据标准》,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左宁:《浅谈我国刑事公诉证明标准》,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何家弘、何然: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载《政法论坛》2008 年第 2 期。

  [8]典型如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湖南双峰刘义柏案。

  [9]快播案通过网络直播后舆论一边倒向辩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辩方采用了“技术中立”、“情怀无罪”“类比反问”等等具有眼球效应的辩护方式,导致从形式上来看,公诉方指控效果沉闷。

  [10]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

  [11]见《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姜伟就司法体制改革答记者问》,载《法制日报》2014 年 10 月 31 日。

  [12]就笔者亲身感受而言,侦查员对案件证据状况的评价与公诉人立场不同,也经常导致一些证据是否需要补正或说明的分歧。侦查员所侧重的是现有证据是否能够证实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公诉人除此之外,还追求据以指控的证据是否形式完备、环环相扣,以求庭审时的“无懈可击”,因此,及时将庭审之上来自辩护人、被告人的质疑、质问的压力传导给侦查员是促进侦诉理解、实现良性协作的可行之路。

  [13]以笔者所在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为例,针对审查起诉、庭审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公诉处集中办案力量调研并形成《审查起诉案件常见证据问题集述》,向同级侦查机关(部门)及所辖区县院印发,并以此为依托联合预审、基层侦查机关就证据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讨,收效显著。

  [14]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目标和实现路径》,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14日第5版。

  [15]此处以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为区分标准建立认罪、不认罪相区别的出庭公诉模式本身暗含指控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前提条件,且经笔者随机抽取所在处室的10起一审公诉案件,其中8起案件被告人庭审认罪、2起案件庭审不认罪,该8起案件多为一般刑事类案件,2起不认罪案件是较为复杂的毒品、经济犯罪案件,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认罪、不认罪案件的类型特征。

[责任编辑: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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