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忠

要做到、做好“三贴近”，必须突破仅把“三贴近”视为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认识层面，变“要我‘三贴近’”为“我要‘三贴近’”。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斯诺。斯诺是出生于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不是天生就亲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他初到中国时，曾认为“道义在蒋介石一边”，后来他在深入华南采访中，到处听到人们议论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劣迹，在国民党发祥地广州，他看到国民党的行为更无耻，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斯诺心目中残存的几丝美好印象。特别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步步紧逼，国民党政权一味屈膝退让，更使斯诺对蒋介石深感失望。他还看到在中国人寻求生存的艰苦岁月，国民党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赶到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下，其中包括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教徒学生。这就使斯诺思考中国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面对历史和现实，斯诺认为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那么中国由谁来拯救？此时斯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共产主义史，他的政治观念逐渐转移。最后他不畏惧风险秘密到延安采访４个月，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用忠于事实的笔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数周内，此书就发行五版，销售十万册以上。这本思想倾向明显的书在美国的销售量“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都大”。写这本书的过程促进斯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政治选择，自此以后他的政治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可以说没有对当时中国的“三贴近”，就不可能有斯诺的转变，他就不可能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享誉世界的名记者。

斯诺的实践告诉人们：我要“三贴近”者就像鱼离不开水那样自然地沉到生活中、群众中、实际中去，须臾不能离开“水”，而在“水”中又那么愉快地享受“水”所给予的一切，享受“海阔凭鱼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