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反劫制暴谈判专家、北京警察学院教授

谈判场上与死亡对话，竭尽所能兵不血刃化干戈；谈判场下则提倡凡事预则立，减少和制止犯罪现象。这就是犯罪心理学家、反劫制暴谈判专家高锋提高公民法商的做法，他认为：“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出发，法商的培养要从后果意识、行为习惯、以人为本三方面着手，最终上升到一个道德层次。”

建立后果意识

“一只虫子正飞向你眼角，你会立马闭眼。一个重物向你砸来，你会转身偏头或逃跑走开。你的这些行为表现都不受你的大脑控制，是本能的反应。”高锋说，从人本心理学角度出发，人在危险时刻有一个逃生防御的心理反射机制，就是说在危险直接威胁到生命时，主体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本能地反射逃避。

“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后果意识是提高公民法商的一个手段。后果意识是犯罪心理学的一个术语，即依靠法律惩罚效应来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从而预防犯罪行为。通俗地讲，就是调动一切可行的工具，比如传媒，向公民充分展示犯罪以后直接导致的后果，坐牢甚至是葬送生命等，用鲜明的、恐怖的后果，反过来去威慑和限制个体行为，约束个体在愤怒、失态、欲望强烈的状态下进行犯法。尤其是对高智商犯罪，要提高法律的查处和精确打击力度，通过后果去警示、告诫和震慑这些利用智商钻法律漏洞的人。通过这样一种后果威慑，使潜在的类似的人，重新修改、填补和建构健康的法商。”

提高心理承受力

高锋认为，建立后果意识类似垒高大坝以防决堤，但要与水涨的压力真正抗衡，夯实坝基才是根本。“提高公民的法商，法律约束是最低层次的手段，最高层次是道德约束。在实现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之前，个体对自己要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他人要形成以人为本的宽容之心。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解释，就是减少个体之间的摩擦系数。”

这里的良好行为习惯指行为处事要做到以不影响他人为准则，以人为本则是对待他人要采取包容的心态。怎样才能做到这两点？一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模式；二是对个体而言，还要建立应有的心理承受力。

“在咖啡厅里，你首先不能高谈阔论，这样会影响他人。但若有他人在高声喧哗，如果你去制止，他就会压抑自己，同时对你产生一种否定、戒备和冷漠的心理，甚至因此产生摩擦，引起纠纷和犯罪。如果你能这样理解，他的高声喧哗是高兴或悲伤的情感表达，以此提高你自己容忍喧哗的承受力，双方大可相安无事。”

“弗洛伊德提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人性被压抑程度也越深。压抑是诱发犯罪的前提，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去苛求他人，要给他人提供释放的途径。我们说话、办事、交往等要尊重对方的基本权益，容忍并且保留对方个性化的东西，最大限度地让对方进行自在、自然的社会交往和生存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要摒弃自己‘土著’的一面，不要以我去固定他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做到这些，个体之间的摩擦系数将会大大减少，社会犯罪现象也会随之减弱。”

高锋强调，做到理解和宽容之后，还要加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用完善和追求一种良好的社会人格去维护社会稳定，比如助人为乐，寻求人生的快乐。这是个体对理解、宽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升华，我把它理解为道德的完美实现。在这一个层次，公民将和犯罪格格不入。”

普法兼顾感性与理性

谈到现实中常见的普法手段，高锋表示存在不少的缺陷。“关键是目前没有人去把普法当一种事业来做。”

“作为最广泛接触百姓的普法手段，电视普法一味追求画面的完整性、故事的情节性，使得老百姓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本身，忽视了故事背后的法治理念。主持人的总结受其文化和职业的限制，难以作出恰当、入题的理念概括。一些地方台，甚至以此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手段，把一些血腥残忍的画面、犯罪过程不加任何修饰地展现在老百姓面前。这不仅不是普法，相反还提供了犯罪的反面教材。”高锋建议，类似节目应该添加一名功底深厚的法律专业工作者，进行画面和故事的删选把关，最重要的是代替主持人给老百姓做一个由故事引出的法理分析。

“就普法讲座而言，很多讲座就是在做《婚姻法》、《刑法》等法条的解释工作，形式呆板、内容枯燥。比如传递不可偷盗的信息，光讲违法的大道理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结合实际案例，还要有条理清晰的分析和幽默风趣的口才。”对此，高锋认为要杜绝讲座上的哈欠和鼾声，讲座人的选择程序应当规范化，“其文化底蕴、司法实践、口才表达、现场控制等能力都要技高一筹。”

“中国现行的普法手段，或者太感性，或者太理性。两者都不可取。成功的普法手段应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