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从严，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所谓“军法从严”，是指军队乃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担负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艰巨使命，军法作为规范军队之行为的法律制度体系，其制定、实施和适用应较之其他法更为严格。军法从严以前曾是中外国家公认的一项军法原则，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军法从严已不再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而必须以法治的眼光对其加以检讨。

首先，军人违反普通法律的规定，应不应当对其从重处罚？有人认为，军人是遵守社会道德的楷模，军人触犯普通法律，相对于触犯相同法律规定的普通公民而言，其处罚应当从重、从严。而在笔者看来，我国军人固然应当在遵守社会道德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但这仅是对军人的道德要求，而非军人的一项法定义务。所以，要求对触犯普通法律的军人从重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军人违反普通法律只是基于其普通公民的身份，与其军人身份无关，若对其实行从重处罚，也就违反了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对于违反普通法律的军人，应当实行与普通公民同罪（过）同罚。

其次，军法特有的义务性规定，是不是军法从严的具体表现？为保证军人履行职责，我国军法对军人的义务作了特别的规定。我们知道，这部分规定对于普通公民是不适用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体现了军法从严呢？不能。因为，我国法律的义务性规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民的普遍性义务，即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的义务，如我国《宪法》有关公民义务的规定；另一类是公民的职责性义务，即不同公民基于其承担的不同职责而承担的特殊义务，如我国《律师法》对律师的义务规定。对于以上两类义务性规定，我们不能说职责性义务严于普遍性义务。我国军人的特殊义务规定，是我国军法基于军人的军事职责而作出的，显然属于后一类。对此，正如我们不能说律师的特殊义务体现了律师法从严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军法特有的义务性规定是军法从严的具体体现。

最后，战时军法相对于平时军法，能不能一律从严？按照以往的观点，战时军法一律严于平时，这是军法从严原则的重要体现。但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观察，战时军法一律从严并不一定符合作战的要求。战场环境复杂多变，战争的艰巨性和残酷性难以预料，这就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投入战斗，以保证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军人，战时非但不能从严处置，而应当作出有条件的从轻处理，以保证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军人能够坚守战斗岗位，减少非战斗减员，同时也是给予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这一点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体现，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相反，对于严重犯罪，则应当从重处罚，以教育本人，警示他人。因此，对于战时军法是否应当从严，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即“轻的更轻，重的更重”，此所谓“轻轻重重”。

总之，军法从严并非军法领域的普遍现象，而仅在战时条件下对于罪行严重、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军人适用。因此，军法从严已不再是现代军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军法观念，将法律的理性注入到军事立法、军事执法和军事司法各个环节当中，以保证军事法合乎法治和军事的双重要求。

（作者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法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