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２月２３日召开的第六届２１世纪教育论坛上，有专家建议“由老师来推荐学生上大学，此外再展开全国统一考试，分数不对外公开，只用以证实老师有没有说谎”。（１２月２４日《新京报》）

现行的高考制度有着太多的缺陷，综观世界各国的高考制度，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几乎把卷面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录取学生的。如此观之，“由老师来推荐学生上大学”，也是用心良苦。但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时机还不成熟，理由如下：

其一，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政府的附属品，缺乏独立、自治的品格，政府官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学校的内部事务。如果我们撤掉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底线，我们的老师能独善其身，经受住权、钱、情的考验吗？现实生活中，类似“携权通吃”、“携钱通吃”的例子还少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取消高考制度，代之以操作起来弹性极大的“先由老师推荐学生”，则高招极有可能异化为“有钱就能进大学”，到时候中国的大学恐怕想不变成“贵族学校”都难。

其二，谁来监督老师和学校？我们缺乏一个全社会都可以充分参与的、透明度很高的社会监督制度，公众和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时，常常是举步维艰。考生及家长与学校相比，本来就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如果再“分数不对外公开，只用于证实老师有没有说谎”，这种基本处于黑箱状态的推荐制会变成一个什么过程，我们不难想象。

其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具负面效应的遗产之一就是“特权意识”了，一旦条件合适，“特权病毒”就会发作。如果“由老师推荐学生上大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则意味着给了老师一票否决的权力，我们没有理由不担心所谓的“素质教育”有可能会演变成“奴化教育”——如果你不听话，就别想上大学——如此，除了绝对地顺从老师，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没有可操作的制衡教师的制度。而教师既可以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可以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规范尽管可以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是一旦由具体的个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就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有学者指出，高考不仅是教育制度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如果弱势阶层子弟中的优秀分子被制度化地排斥在高校这一进入社会上层的主渠道之外，社会矛盾和怨恨就会在社会底层积聚，化为冲击社会上层的动能，最终可能酿成颠覆性的社会动荡。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改变高招的游戏规则，就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