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生产队之上，人民公社之下是生产大队。大队的一把手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社员们简称为“大队支书”，是大队的绝对权威，基层权力的符号和象征。我下乡所在大队的大队支书同样是方圆几里地内最具统治力的人物，他比其他大队支书更优秀、精明，也更有权威。他在任已有十几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任命为大队支部书记。支书一年四季只穿绿军装，头上永远是一顶解放帽是当时最潇洒的扮相。支书没有当过兵，但他的儿子是军人，而且是一名连级干部，在遥远的地方——青海。之所以穿军装，我想一是表明自己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而且是军官，因为他穿的上装是四个兜，这是干部装；二是表明一种威严，隐喻统治力的存在，即使没有领章和帽徽，手中也没有钢枪。

大队支书平时喜欢扛着锄头在田间地头走走、看看，站在田埂上向正在劳作的社员们热情地打招呼，微笑着鼓励大家，然后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垅上的绿色。据说大队支书原来也是劳作的一把好手，但由于支书工作太忙的缘故，手掌已变得细嫩了许多，第一次和他握手时，已完全没有农民的感觉，脸庞也远比一般农民要白净，说话、走路有一种城里干部的模样。

对于知识青年来讲，命运和前途与大队支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支书最大的权力就是知青的“政审”，不能通过“政审”，就甭想参加工作，而哪一个知青不想早点离开。我下乡时，知青已有了回城工作的希望，已经能够看到天边的一线曙光，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见到了西奈山，只要劳动改造得好，就可以得到“救赎”。

对于大队的知青而言，支书就如同犹太教中的摩西一般，我们必须在他的指引下才能找到回城之路。现在想想，支书手里的锄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实际上，这把锄头就是摩西手中的牧羊杖（两者有相同之处，都是生产工具，也都是权力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回想支书站在田埂上的站姿也与摩西并无二致，只是没有摩西那样的胡子，头发没有那般长。

支书是一个极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他相信作为基层领导有义务让知青能够在精神上得到“救赎”。为了完成出埃及的使命，摩西得到了上帝的旨意，“在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中”传达了上帝的“十戒”。支书则在乡村小学的教室内召开的知青大会上同样也宣布了两条“戒规”，第一条：不可偷懒——好好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第二条：不可恋爱，更不可“乱搞”。这后一“戒”与上一“戒”有内在的关系，因为照支书看来恋爱虽与劳动并不排斥，但与改造和受教育是矛盾的。谈恋爱在那时是最为奢侈的行为，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无疑都是一种罪恶。

据说，其实原本只有第一戒，而没有第二戒。这一“戒”是支书根据后来形势的需要加上去的。事情源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后的第二年，大队支书所在的生产队来了三名知青，这也是来该生产队插队的第一批知青。其中有两人是姐弟关系。姐姐长得好生俊俏，身材极好，高挑个儿，显然没有被扁担箩筐压迫过。喜欢跳舞，即使是“忠字舞”也跳得很有艺术性。我没有见过，据说是毫无争议的“队花”，也有可能是“社花”（想必也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弟年龄刚十七，聪明伶俐，在姐姐的呵护下，过得也挺快活。为姐的人缘也好，农活总有人帮忙。

大概过了一年，支书的儿子从部队回家探亲，一下就看上了这位“队花”，而“队花”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两人一起去过十几里外的县城。一时间其亲密关系队里人人皆知。支书也一直把这姐弟当做自家人待，与人谈到连理之事，支书脸上也总是挂着微笑。不久，有招工的名额到了公社。当时知青的最大心愿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工人（我的梦想就是开吉普车），梦想成为宣传画中身穿“劳动布”工作服的人。这次招工，大队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队花”的弟弟，弟弟最终当上了一名国防工厂的工人，而姐姐依然留在了农村继续劳动。据认为，姐姐是为了弟弟先走，自己做了“人质”。又隔了一年，桃花盛开的时节，姐姐也回了城。当姐的给支书和支书儿子的一个理由是，不希望婚后两人还是农民。

“队花”一走，从此与支书一家没有了任何关系。“队花”给了支书的儿子一封长信，讲述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与苦衷，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支书的儿子从高原回复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希望她能过得幸福。但支书想不通，从此便有了这第二条“戒规”。

（姚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