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８年我已经是有所谓“法学黄埔军校”当然是之一之称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一名讲师了，尽管只有硕士学位，但“物以稀为贵”，那时的研究生比现在的博士后还要少得多，十分精贵。

    １９８８年我国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虽然我的专业是民事诉讼法，但我对行政诉讼法也十分关注，且都为程序法，毕竟也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掌握起来也比较快一些，于是便在法律系斗胆开讲了行政诉讼法课程。

一天，一个自称听过我讲课的人来找我，经自我介绍，知道他是南江县司法局的干部，也姓张，说想请我到他所在的县里去讲讲行政诉讼法。一是他夸我讲得好，二是态度也很真诚，我也就没有想更多的，十分痛快地就答应下来了，时间就定在某月某日。

南江——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小城，地处四川北际，与陕西交界，距重庆有好几百公里。早上４点３０分我便从重庆牛角沱长途车站搭乘了去南江的公共汽车。出重庆市区后，沿途不断有人上车，车顶上也有了新“乘客”——鸡、鹅、鸭，当然也少不了扁担箩筐什么的。汽车沿着蜿蜒不平的山区土路爬行，一路摇摇晃晃。乘客绝大多数是乡下人，由于起得太早的缘故，许多人倚着靠背昏昏欲睡，随着车的颠簸而东倒西歪。

８月的四川盆地，天气十分闷热，六七点钟以后，太阳便开始发威，直射铁皮车厢，车厢就像一个蒸笼那时可没有空调大巴。车里充斥着呛人的旱烟与臭汗的混合味，特别难闻。我们的车不时被前面的“解放”牌大汽车带起的尘土笼罩住。不一会儿，就已经有人探出身子在大口大口地呕吐，车里地板上流着呕吐物，感觉特别不好，只想反胃。颠簸中，自己心里一个劲地直后悔，真不该听了别人好话就答应下来，这下可好，遭这样的罪。，后悔也没有用，坚持吧。

好话就是陷阱。这是我的总结。

晚７点，总算到了南江县城，天还没有黑，看看车上的人，个个像是从大漠沙尘中走来的骆驼，头发、眉毛上全是尘土，连眼睫毛上都挂满了尘土，整个脸大概只有两个眼睛还算是干净的。

司法局的张同志已经在车站等我，旁边还站着一个个头比他矮一些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那时典型的县里的干部，白色的长袖衬衫，袖子卷到肘部，领角有些皱，身着蓝色“的确良”裤子。老张很高兴地接过我的行李，并热情地把旁边的人介绍给我，“这位是司法局李局长”。姓李的局长连连说，谢谢我的到来。

出于礼貌我不便把心中的不快表示出来，嘴上一个劲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显得特别的大度。

县城很小，东西走向，城南一条小河蜿蜒淌过，城北小街依山而上。走进城里，远远地能看到街边墙上贴有不少一开大小红色海报或通知之类的东西。走近一看是通知，上面写着：“通知 四川名牌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讲师张卫平同志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日在县委大礼堂讲课，上午８点至１１点，下午２点至５点；礼堂座位有限，除个别单位全部参加外，其他单位仅限股级以上干部参加。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请各机关单位安排好日常工作，准时参加。”

没有走多远，又看到同样的红纸黄字的通知。走过几条街才发现，每条街上都张贴着好几张这样的通知，几乎可以说满城都是。一条街上还挂着“热烈欢迎张卫平老师来南江讲课”的横幅，看到这些，我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李局长还说：“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来过大学的老师，老百姓更没有听过大学老师讲课，我是军人，只读过初中。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们的欢迎和感激之情，也不知道这样写合适不合适。”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更是激动不已。

讲座式的讲课我至少经历了上百次，但这次在南江的讲座仍是至今为止我感觉最好的一次。说是县委的“大礼堂”，其实就是一间很大的瓦房而已，大概能容纳５００人左右。讲台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覆盖着红丝绸，显得特别鲜亮。休息时才发现桌上覆盖的红丝绸其实就是一床崭新的红绸被面。

这次讲座，讲得真是潇洒，既有理性，也有激情，既有实例，也有逻辑，既有严词，也有幽默。听讲座的人不时递上条子，要我回答问题，也有的希望我讲讲执行，谈谈公证，议议罚款等等，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尽情诠释，竭力求证，指点路径，如同上帝的使者一般。第二天来的人更多，过道两边也站着人。老张告诉我这两天机关里的人都在议论我，我的讲课成了这里一大新闻。执法遇到问题时，人们就会指出，张老师如是说。现在想来真是后怕，不知道那时讲的是否真是正确的。

最后一天，讲完课，天边还留有一抹淡红，我抬头漫步在小城的石板路上，目不斜视，只用余光扫视着街上的男女，感觉自己就像奥斯特利茨大战后的拿破仑。入夜，小城一片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我靠着门框，遥望着天空，静静地倾听着小河低声的咏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