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的早晨，我们检察院的大门口，总有别样的风景，全院干警都是骑着自行车来上班。

１９８３年我进这个院时，院里有３０多名干警，没有机动车辆，办案用的是６辆公用自行车，谁要外出，先向检察长助理老杨申请，老杨根据申请的先后和事情的缓急派车，外出归来，车辆入库。１９８３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我和科长老李、检察员老张三人骑车一起下乡取证，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我们急忙躲进路边的机井房里避雨。雨小了，我们重新上路，那是一段土路，越往前走泥泞越多。科长问路边的老乡：“前面的路能走吗？”老乡说：“不沾不沾。”我们一听不沾，就继续前行，可走了不到三百米，又黑又粘的泥巴沾满了车轮，推也推不动了，我们就扛起自行车走，走着走着，鞋上也沾满了泥巴，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只好返回，又见到那个老乡，我埋怨道：明明沾地走不成，你咋说不沾哩？老乡一脸的委屈：“我说不沾就是不沾。”旁边一个年轻人说道：“不沾是这里的土话，就是不行的意思。”大笑声中，我们绕道而回。

１９８４年３月，我们院配备了一辆两轮摩托，院里有了首台机动车，调查取证、送达文书，总少不了它。可是，一次意外却使大家对它敬而远之了。这年的１１月，法警小刘骑着它带着检察员老李下乡办案，路过一个村庄时，几名放学的小学生突然横穿马路，小刘踩了急刹车，摩托车嘎地一声原地转头摔倒了，后面的老李被甩在了路沟里，小刘摔倒在马路上，两人头上身上多处擦伤，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当时的检察长为了干警的安全，把这辆惹祸的两轮摩托封在了车库里。

１９８５年５月，上级院和地方政府给我们配备了两辆三轮摩托——草绿色的长江７５０型偏三轮，法警老宋和小刘各开一辆，春夏秋冬，风里雨里。一天上午，刑检科的一个办案小组四人同时去看守所提审，只有小刘开的那辆三轮摩托可用，大家都不愿意等，８个人就一齐挤上摩托车，小刘发动车向看守所驶去，路上的行人看到一个“人团”缓慢前行，不时发出惊呼。后来小刘在院办公室炫其“车技”，被办公室主任听到了，狠批了他一通。

小刘开摩托还上演过这样“精彩”的一幕：一次小刘下乡送法律文书，摩托车抛锚在半道上，他鼓捣了半天仍无法启动，眼看天要黑了，小刘急得不行。这时，一个老农赶着牛回家，小刘赶快向老农求助，让老农套上牛拉摩托车。一头牛拉着一辆摩托在公路上踯躅挪动，惹得路人掩口而笑。

三轮摩托的缺点是夏天怕雨，冬天怕雪，所以，摩托车上专门配了两样装备：夏天的雨衣，冬天则是两件羊皮大衣。１９８６年冬季的一天，天气阴冷，北风劲吹，我和小刘骑摩托下乡办案，去的时候冻得我俩直打颤，回来时则更惨，半道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公路变得湿滑起来，小刘驾驶更加谨慎，但摩托车仍左右摇摆，几次险些滑到路沟里。我则紧裹着羊皮大衣蜷缩在边斗中。１５公里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院里，我们的手脚冻得僵硬麻木，硬撑着活动了几次才从车上下来。

１９８７年，我院的办案用车有了很大的改善，先是上级配发了一辆北京吉普车，接着又购买了一辆二手苏制伏尔加轿车和一辆金杯警用车，有了这几辆“宝贝”，干警们的办案和出行更加便捷与高效，三轮摩托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隐退了。随着检察业务量的不断增加，我院车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增添，今年年初，我院的车辆保有量为２６台，平均４名干警一台办案用车，车辆驾驶也由专业司机向全体干警过渡，调查取证、缉捕逃犯，几百公里的路程也能够当天往返。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办案用车的增加给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其负面效应也日渐显现出来。一是维修费、燃料费太贵；二是堵车。三是腿脚懒了，身体素质也下降了；四当然是污染环境。所以，院里创了一个无车日——每周一。这天，从院领导到干警一律骑自行车上班、办事，其他时间也提倡骑自行车，尽量少开车。院里为全院干警配备了公务自行车。

如今，大家都爱上了骑自行车。到十公里远的监狱检察室，监所科的干警骑车去；到五公里远的郑州市看守所提审，侦监科、公诉科、反贪局的干警骑车去；到郑州市院、中原区委开会、办事，院领导和综合部门的干警也骑车去。

二十多年，办案用车从两轮、三轮到四轮，而今又回到两轮，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轮回，是向用车文明迈出的一步。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