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依法选出广东省的１６０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在佛山市三水区打工的农民工胡小燕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编者注：各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尚需按法定程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而在去年３月１６日，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农民工的“政治性崛起”，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社会转型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走向农民工政治权利时代

农民工，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群体。然而，长期以来，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空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农民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步伐都在加速。

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后的第四天，一则消息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亮点。消息称，中国将首次从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之前，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没有农民工。此前曾有全国人大代表做过农民工，但在当选人大代表时，其身份已经“置换”。

同年３月１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这意味着，我国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将在２００８年年初产生。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这一决策，旋即获得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宪法学家韩大元表示，全国人大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数量高达１．５亿的农民工而言，这更是一个关乎切身利益的利好消息。“每个利益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代表，这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韩大元说。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依法选出广东省的１６０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在佛山市三水区打工的农民工胡小燕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脱颖而出，意味着全国人大一年前的决定落地有声。

对于农民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社会各界普遍抱以厚望。曾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省劳模协会会长章凤仙说，一线代表有时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们敢说真话，这个至关重要。”

舆论认为，农民工群体享受到最高分量的话语权后，对于农民工常出现的子女入学、养老医疗保障、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就有了更直接更便当的路径进行陈述，许多权益就能得到及时维护。

诚如高层所强调的，“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民意的集合体，是各方利益表达的大舞台。这里既需要饱学儒雅或政治经验丰富的“皮鞋代表”，也需要田野气质或勇于直白基层实情的“草鞋代表”、“赤脚代表”。后者植根于基层的历练，往往更能体味和表达朴素的民意。

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洪刚（左一）建议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生产安全保障。 陈正保摄

“赤脚代表”在他乡崭露头角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６日，河南农民戴全明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旁听宁波市人代会的第一人。面对电视台的采访，他实话实说：“想成为真正的人大代表，不再坐在旁听席上，然后替外来务工人员多说些话。”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是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明楼街道办事处林家社区选举的日子，戴全明成为该社区的３名候选人之一。在不到２０００名选民的社区里，戴全明竟然得到１５０１票，当选江东区人大代表。林家社区５７岁的居民俞秀定说：“我是看着老戴在这一片慢慢扎下根的，刚来时他租的就是我家的房子。谁家的房子漏水了，他都帮忙修的，给钱也不要。”正是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等朴实的品质，助推戴全明从农民工到“慈善之星”，再从居委会委员到市人代会“旁听公民”，最终走进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殿堂。

不过，“戴全明式”当选人大代表的故事毕竟是一时一地的“个案”，体现更多的是个体的努力。唯有制度关怀才能使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涌现出更多利益代言人。

令人欣慰的是，制度的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一些地方人大按照高层的指引，开始重视推选农民工代表。

岁末年初，地方人大集中选举产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农民工代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７日，３位农民工当选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日，５１位农民工从７００多万农民工中脱颖而出，被选举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曹均绵介绍，新一届代表中农民工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５．９％。此外，浙江、湖北、江苏、辽宁、青海、河南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农民工”与“人大代表”身份也更多地结合了。

韩大元说，农民工从当选地方人大代表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不断向高层次推进”。农民工在地方当选人大代表，为全国人大给农民工留出“席位”累积了实证经验。

农民工杨进（左一）当选江苏省江阴市人大代表后，接受媒体采访。 农新摄

权利表达席上应有的声音

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往日的“纸上谈兵”已经升级为当下“实战演练”。其实，民主进步的背后是基层代表人数锐减和利益表达失衡的政治生态。

目前，５００名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３８．４３％。这是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在人大制度研讨会上作书面发言时透露的信息，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代表结构失衡的问题，“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农民、工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缺少真正的代言人。”

毋庸置疑，在当下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官员、企业家和社会精英等强大方阵在人大代表中比例明显偏高。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基层群体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微弱，明显存在权利表达的劣势。虽然有“精英代表”对农民工权益的关注，但由于他们的角色冲突、职业使命和精力限制，事实上其代言的投入和绩效非常有限。农民工群体权利代言人的缺席导致了该群体利益保障的“盲点”。

事实上，人大代表的结构问题始终是近年来民主领域的热议话题。有人质疑，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过多，让被监督者当人大代表，不利于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更多的人士呼吁通过制度机制优化代表结构。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邓明义在对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高现状表示忧虑的同时，就建议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明确条款限制政府官员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数量。

人大代表的结构失衡现象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作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就指出：“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全国总工会对于人大、政协关于一线工人的比例曾作过专门的调查。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滨生表示，这些年来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的比例应该说是非常少的，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可资佐证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人数只有５５１名，而这５５１名代表当中又有几位是仍然处在一线的工人和农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突破口。盛华仁表示：“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有专家认为，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广大农民工群体权利诉求将会更快地上达传递，这就开启了“权利平衡之窗”。

是权利，而不是“花瓶”

对于农民工代表步入权力殿堂，在叫好的同时，也需要观察并追求其实践的民主效应。

首先，在遴选农民工代表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变异？

在２００７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电白县马踏镇龙湾村党支部书记黄德明提出“严格把好基层人大代表界别关”的建议。他希望在基层推荐人大代表时，严防厂长、经理变为“一线工人”，领导干部变身“知识分子”，离乡经商老板变成“农民”。黄德明说：“这些人大代表实际上根本不了解其代表的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政治诉求，他们如何能当好代言人？”

浙江省劳模协会会长章凤仙认为，企业家代表参政议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毋庸置疑，但反对企业家以工人、农民代表的名义占用过多的普通一线工人或农民的代表名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根据现实的发展，应当把企业家类别从工农阶层里剥离出来单独设一类，“让企业家代表戴着自己的帽子参加人代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培德建议选举中将一线工人、农民候选人与企业家候选人分票选举。

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能否真实、有效地代言所在群体的利益。如果农民工代表不能为农民工代言，不能从农民工的视角对国是表达清晰的话语，那么他们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正因此，有专家建议，在农民工当人大代表的制度安排明朗化的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把农民工代表当“政治花瓶”，不能仅仅以劳动模范的标准推选农民工代表。推选农民工代表候选人，应充分考虑其当代表的责任感和行为力。在农民工当选后，也要注重对其履职素养的培育。让作为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敢于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改变过去农民工群体在参政议政和“话语权”方面的劣势。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０日下午，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处理代表意见现场，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张雄伟和洪刚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穿梭在各个委办局的咨询台前，先后询问了上海市教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人事局和市公安局等多个职能部门，询问如何降低农民工工伤、如何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等问题。洪刚表示，他将代表上海几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主张他们这一群体的政治诉求，在人代会上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老有所养”问题的议案。

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浦东代表团小组审议会场里，洪刚就改进上海外来人员综合保险制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后，上海市市长韩正主动为洪刚作了解释性的补充发言，并承诺今后一定会不断提高外来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津预测，“再过１０年，农民问题就会转变为农民工问题，也就是由外来务工人员引出的流动就业群体问题。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应该而且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声音。”

今年全国“两会”，农民工代表将成为“热点人物”，期待着他们更加质朴而铿锵的民主之声、权利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