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当代表１５年来，我接到过恐吓电话，也被辱骂过，甚至还有人恶意地将粪便抹在我的家门上，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我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代表不能盲目地发牢骚，而是要通过调研，通过有说服力的事实和数据，为政府和国家献计献策。

在北京市人代会上

李敬，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原机械工程学院）汽车教研室主任

从２００６年９月６日至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８日，一位７３岁的老人，历时半年多，拖着被两种癌症侵蚀的躯体，拄着拐杖，悄悄地对北京市１８个区、县的３９所中小学校进行了调研。他就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敬。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教育均衡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为摸清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委托人大代表李敬开展调研。

调研，在李敬的履职经历中很寻常。然而，他对这次调研的评价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紧迫的事情”。

“你们近１００％的体育达标率是怎么完成的？”

早在８年前，李敬曾跟随北京市人大义务教育执法检查组，到北京市延庆县一所小学视察。事先有人特别“提醒”他：“不要太较真儿，大体上看看就行了。”报告会上，当地主管教育的领导侃侃而谈，什么“体育达标率为９９．８％、升学率为８０％、教育经费如何紧张……”李敬耳朵仔细听着，眼睛四处看着，大脑飞快转着。报告会没结束，他就悄悄走出会场，走进正在上课的教室。

教室的窗户糊着报纸，四处漏风，没有电灯、光线极差。李敬走到后排，俯下身问正在看书的一个女孩儿：“告诉伯伯，没有灯，你看得见黑板上的字吗？”“看得见。”小女孩睁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一脸严肃的李敬，“跟伯伯说实话！”小女孩沉默片刻，嗫嚅着：“看不见。”走出教室，李敬又围着学校转了起来。

回到会场，他没等领导们讲完“教育工作成绩”，就“腾”地站起身，大声质问道：这所学校只有两个旧铅球、几枚手榴弹，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体育训练器材，连像样的跑道都没有，你们近１００％的体育达标率是怎么完成的？教育经费少，难道连买几根灯管的钱都没有吗？教室门口的路不平，总绊人，为什么不找村民帮个小忙修一修、砌一砌？这些都费不了多少事，为什么长时间不做？几句话问得领导们哑口无言。最后李敬拒绝在检查报告上签字，并表示：“以后还要来这里检查。”果然，在确定２００６年调研范围时，这所学校被李敬再次圈定。

所有被调研的学校都由李敬挑选，他挑选的原则是：首选位于边远地区或办学条件困难的学校，其次是条件相对好的学校，再次是不同体制的学校。精挑细选后，他在地图上勾画出了分布在北京市１８个区、县的３９所中、小学。

李敬再次来到延庆的那所小学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宽大的全塑胶运动场、明亮的教室、全新的实验室和计算机房，这让他十分欣慰。调研报告中，他记录下这一喜人的变化：“在２０亩土地上６０００平方米建筑内，有着灯光明亮的教室、图书馆和计算机房，每８名学生、两名老师就有一台计算机，塑胶运动场面积达６０００平方米，书法和富有民族特色的高跷等活动丰富着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随着政府对教育基本建设投入的加大，过去农村与城区、山区与平原学校硬件建设悬殊的现象，已有了较大改变。”

李敬绘制的调研地图

硬件设施达标后怎么成了摆设？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某中心小学，细心的李敬发现了几个怪现象：新建的暖气管道摸上去并不暖和；为远程教育铺设的网线明明是连接好的，但学生们反映从来没有用过。这是为什么？

在李敬一再追问下，该校校长道出了苦衷。因为学校没有自筹资金，完全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而财政拨款的８０％多用于人头费，公用经费不足２０％。调研过程中，李敬发现，越是经济困难的地方，这种情况越普遍。学校的硬件设施虽然已经达标——把煤炉更换成暖气管道、配备了校车、铺设了网线，但由于交不起网络服务费，原本用于缩小城乡教学差距的远程教学设施成了摆设；还是由于经费紧张，一些损坏的教学设备不能及时维修；一些学校汇报的“收支平衡”，实质上是“寅吃卯粮”。

李敬当即把情况反映给北京市教委，并建议尽快确定统一的区县教育经费支出比例，由教委按照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的变化，制定统一的义务教育生均事业费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由各区、县财政先行支付。当某些区县按此标准核算后，超出财政支出比例的部分，再由市财政支付。“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在较短时间内把较落后的教育水平提上来。”李敬对此充满信心。

而令他痛心的是，有些公用经费并不充足的学校，校长办公室里却配置着高档笔记本电脑、音响、皮沙发和高档植物。“中小学校舍建设，包括体育场地的装饰，应当以满足教学要求，安全、美观、适用为度，不要一刀切，一味追求高标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李敬看来，这种现象说明，一些学校领导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没有到位。

不取消择校制度和共建制度，“择校风”会越刮越猛

“择校风”不仅盛行于学生家长中，教师间也很盛行。不少人认为，“择校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学校间教育水平上的差异。但是，李敬在与被调研学校的校长、教师交流中，听到的更多答案是“收入差距”。

他以调研中的两所中学为例论证：一所学校的教师月平均收入为２２００元，校长为３１００元，教师节每人发１００元，医药费每３个月报销一次；另一所学校教师月平均收入为３３４２元，校长为４２００元，教师节每人发５００元，医药费由学校垫付，每月都能报销。前者教师外流，至今没有美术教师和计算机教师；后者则师资稳定。

如果把差别更大的学校相比较，或把一般公立学校与体制改革校相比较，收入差距更大。李敬忧心地说，这必然会吸引大量优秀教师进入高收入校，而低收入校势必面临师资危机。调研中，他发现一些远郊区学校为解决师资问题，已经开始从条件更为艰苦的边远省、市“高薪引进”教师人才。“这样的恶性循环，只会不断扩大教学水平的差距，加剧教育不均衡化发展，不利于提高全民族教育水平！”

他在分析调研情况时发现，“择校费”、“赞助费”和“共建费”，是形成教师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条件好的学校，可以通过收取“择校费”和“赞助费”，提高教师待遇，而且这类学校一般都有实力强大的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担当共建单位，学校可以“学生名额”换取巨额共建费。

“办学经费充足，教师待遇高、进修机会多，教学质量自然会不断提高，生源会越来越好；而办学经费紧缺，教师待遇低、进修机会几乎没有，教学质量自然会受影响，生源也会越来越差。如此循环往复，教育均衡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李敬对此深感忧虑，如果北京市不下决心取消择校制度和共建制度，不实现对条件较差学校加大财力支持力度，不取消各种实验班，不严格执行就近入学规定，不能保证各学校的生源公平，孩子们将很难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择校风”也会越刮越猛。

为期半年多的调研结束了，而李敬对教育的关注远没有结束。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市两会上，他将多年呼吁的有关“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提高教师工资”、“尽快制定教师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的统一政策”、“应重视培养教师和学生的阅读习惯”等建议汇集在一起，重新提出。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笑笑说：“这是我多年总结出的一种策略。问题比较琐碎的时候，单独提不容易产生影响，集中在一起提出来，相互有联系，答复部门就会统筹考虑，解决的几率也会大一些。”

采访手记

赶到李敬家时，正碰上前来看望他的北京联合大学的校领导，当他们把一盆盛开的君子兰搬进屋时，略显陈旧的房间顿时有了节日气氛。说起自己的学校和领导，李敬滔滔不绝：“当人大代表离不开调研，我身体不好，学校照顾我、支持我，给我配了车。”

李敬很忙，７３岁的他几乎是个全天候的代表。采访开始时，他拔下了家里的电话，连手机也一并关掉。他说如果不这样，采访根本无法进行。

他的家看上去有些零乱，纸片、文件和报纸杂志随手可及，他说这样找起东西来方便，如果有人打电话反映情况，马上就能作记录。整个屋子里，摆放最整齐的是书桌上的相框。照片大多是媒体记者在两会上抓拍后送给他的。

“这张是１９９６年的北京人代会上拍的，那年我提出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议案’。”李敬拿起相框笑着说，“为了这份议案，我看了很多张吸烟者气管壁的Ｘ光片，搜集论据。因为论证充分，而且这件事又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很多代表都在上面签字支持。１９９６年底，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公共场所限制吸烟的规定。”

“这张是１９９９年一位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记者给我拍的。”李敬一边拭着上面的灰一边说，“说来也怪，这个记者从一份杂志上看到我的访谈后，特意从奥地利跑到中国来找我，而且跟踪采访了整整３年。有一次他问我‘中国人大代表的作用有多大？’我告诉他，我是‘禁放’、‘公共场所禁烟’的议案领衔人，也是‘限养’的建议人，现在这些议案建议所涉及的内容，都已经成为北京市的地方法规，你说中国人大代表的作用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