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怕冷，但又特别渴望看到雪花——平常年景，湖北的雪还是少的。

一月，真的降了一场大雪。雪落得比梦还要无声无息。一觉醒来，大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几天后，落雪的欣喜随着雪落的无止无尽慢慢消失，这里停电、那里停水，彼处封路，此处民工滞留的消息纷至沓来，心情便如雪下的植被，难以轻松地吐气。

我所在的城市，最直接的困难就是交通的不便。我在下雪的期间借调在省院工作。出行就是最大的难题。

双休之后，我得到武汉去上班。几经辗转，周一下午得知侦监处的刘处长要去省院开会，赶紧打个电话要求同行。刘处长在电话里犹豫道：“我们已经出发了。”隔了不到五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你等一个小时下楼吧，我们转来接你。”上车得知，他们已经在冻雪中走出了好远，好在因为高速封路，走的是国道，所以还好转头，不然还真带不走我。窄小的车里挤了四个“披着被子”（我和朋友戏说因为冷穿着像被子一样大的羽绒衣）的人。

１月２０日后，省院政治部余主任要代表省院党组来仙桃慰问因公牺牲的袁中祥检察官的家属，省院政治部安排我配合工作。然而，等了几天，依然持续飘雪，路面冰冻难行。直到周五，余主任看到天气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决定冒雪去慰问。一大早，余主任和我还有省院的两位干警从武汉出发，前往仙桃。车在路上缓慢地爬行，艰难地走到高速路口时，远远地看到路口的工作人员挥着旗帜喊：“封路了，注意安全！”我们左转走国道。一路上，都是斜着横着不能动弹的巴士和小轿车。司机和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车以三十码的速度一步步地挪着。半个小时后，余主任跟司机说：“回去吧，回去吧。”于是，我们又艰难地返回。尽管极其小心，一辆失去控制的三轮车还是轻轻地滑向我们，几个人眼巴巴地看着它“砰”地一声撞在我们的车门上，却无能为力。司机小宋说，这时候踩刹车是最致命的，只能等它自己停。同样的路程花了平常三倍的时间，终于返回省院。

慰问的任务暂且搁下了，我的剩下的难题是：周末了，怎么回家？

晚上回到丁字桥招待所（住的大多是借调或最近两年通过遴选调进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大家都很郁闷，有好几个人说去过长途车站，但那里只有人在等，没有车来。调到省院公诉二处的师姐王宏燕，老公和女儿都还在仙桃，因此每周一聚是她的盼望。似箭的归心折磨得她郁郁不安，我和她呆在房间里闲聊，不断地听到她在电话里和女儿说着关于如何回家的话题。

我的感觉就像钱钟书说的围城一样：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在一起的人只有相依为命。

第二天，汉江中级法院有辆车路过，王宏燕歉疚地跟我说她要先走了。我让她放心地走，毕竟，我晚一点回去就可以呆在家里（省院暂时不用过来了），她却要分秒必争地和孩子过一个双休日再回省院上班。她走后，我又联系了联通公司和高速公路管理处的几拨在汉的朋友，他们都说能走就一起走，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回话说走不了，让我“就在武汉过年”。我的同事王光锋在省院政工培训完毕，也面临着回不了家的难题，于是我们便通过短信，不断地联系“车情”，反馈信息，也互相鼓气坚持和等待。

直到周日，院里传来消息，一辆特拉卡四驱动车到省院办完事后再接我们回去。我和王光锋几乎是欢呼着商定了汇合方案。

上车时已是晚９点，王光锋和一同参加培训的仙桃市院的刘钰因为终于可以回家，精神放松，上车便甜睡了。我也是习惯上车就睡的人，但是在这样的雪夜行走，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睡着，我得陪司机说话。

司机刘兵是个厚道的小伙子，车技很好。我努力用一些新鲜的话题让他忘却疲劳。

除了因为高速封路转走国道，走了一段冤枉路之外，一切都还顺利。只要会车，我就会停止说话，和刘兵一起高度紧张地关注着路面和过往的车辆。身边的两个８０后在安睡之中，我们两个七十年代的人感受着担当的责任。

车行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经很困了，特别想睡。我掐着虎口让自己清醒。不时有朋友和同事发短信过来，陪着我聊天。有个同事说：“千万别睡着，我给你讲笑话。”姐姐和先生也先后打来电话，问走到了哪里，我叫大家别都等着，太晚了，都睡啊。几个人同时在说，你安全到了，我们就睡。

车到仙桃城区时，正好十二点。光锋和刘钰都已先后醒来，各自向家里人报了平安，我也和朋友同事们一一道了平安。手机才一下子安静下来。

回到家，恍恍惚惚的，却难以入睡。这样冰冷的夜里，这种特别的行走，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作者单位：湖北省检察院汉江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