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说的话真是太多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我到检察院开始吧。

那是１９７８年的夏天，是一个热得一动弹一身汗的季节，我正在摆放订的二十几份报纸。忽然，听到老部长在叫我，我心里一沉，莫非我做错什么了？我放下手中的报纸，来到韩部长办公室。韩部长是个老太太，满头银发，中等个，挺胖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下的老干部，很有资历，是比我稍晚一点儿来到组织部任部长的。韩部长叫我坐下，对我说：“小才呀，把你的工作调动一下，咱们地区新组建了检察院需要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报到。”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来到组织部办公楼前的灰楼找检察院。当时检察院还没挂牌。我到门卫室问清后，顺着一楼楼道往西走，来到紧靠西北角的一个大屋子，屋里坐着六七个人，我向屋里的人作了自我介绍，又递上调转工作的证明信。听我说完，几个老同志非常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当时对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一无所知，只知道和公安局差不多。一想到要与坏人打交道，不免心生几分畏惧。比我先来几天的几名老同志有的是从公安过来的，有的是“老检察”又重新归队的。说他们老，其实也不老，按年龄也都在４０多岁，两个检察长顶多也就５０岁刚过，我２５岁，属于最年轻的，还是院里唯一的女同志。他们看我不懂检察这一行，也不笑话我，随时给我讲他们干检察工作时的亲身经历。王安勤是我们的检察长，个不高，嗓音洪亮，讲起“检察”来头头是道。他是抗日时期“红小鬼”出身，为八路军站过岗、放过哨，解放后就曾在检察院工作。砸烂公检法后，王检就去了地区革委会工作组，后又到建行工作。这次重归本行，显得异常兴奋。同年１２月初，检察院正式对外办公，来自公安的和外县检察院报送的案件卷宗接二连三地往上摞，王检就带领七八个人没日没夜地看卷。我那会儿做后勤这一摊，身兼会计、出纳、打字、收发、采购、保管。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也忙得不可开交，按理说，会计和出纳不能一人兼，但是人手少，这种状况持续了半年。

１９７９年春天，检察院已经有２０来人，分在两个地方办公，屋子小人多，科室也在增加，互相干扰很大。当时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一同向行政公署写报告申请建办公楼，不久报告批下来了，喜得两院上下奔走相告。转年，一栋３０００多平方米的三层办公楼竣工，全体检察干部高高兴兴地搬进了盼望已久的新办公大楼。转眼过去了二十年，这座大楼又显得拥挤了。２０００年，又一位王检察长提出了加固楼基，在原有三层顶部再加两层的设想。有敢想的就有敢干的，同年底，五层红色琉璃瓦顶、灰磁亮面墙壁的大楼立起来了。２００３年，市里决定将检察院迁到开发区。

三十年，我经历了检察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变化。我也由年轻少壮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皱纹无数的老太婆。岁月的磨蚀让我忘了许多事，但有一件事儿今天想起来仍很内疚。那是我在民行科的时候，一个叫冯秀荣的老大娘，走路被一个年轻妇女骑自行车撞倒，造成脚踝骨折，花去了许多医药费，法院判决该骑车妇女不承担责任。冯秀荣不服判决申诉到县检察院，县检察院提请分院民行科向中级法院抗诉。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来到县检察院详细询问了出事地点、时间、方向及天气状况，又接待了冯秀荣。我记得她走路一跛一拐，简单破旧的衣服，无助的乞求的目光。当我将民事抗诉书提交之后，老人却没等到结果就去世了。我的遗憾一直留到今天。

三十年过去了，建院初期的十五六个人，已经有十二三个人离休退休了，有的老同志已不在世。离我退休离开检察院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城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