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寿志坚

 1995年，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还在一幢解放前曾作为巡捕房的老楼办公。二楼的法警办公室里，刚由制革厂工人成为法警的寿志坚经常坐在窗口值班。从他面前走过的身穿制服的公诉人，总让寿志坚投去羡慕而又钦佩的目光。

几年后，内向寡言的寿志坚战胜了自己的性格弱点，成为一名优秀的公诉人，而且成为科里办理疑难案件的“主治医师”。

2004年，被任命为公诉科副科长仅仅几个月，正准备参加全市优秀公诉人选拔的寿志坚，被癌症袭击了。

但他没有就此倒下。在医院他是个坚强的病人，办起案子，他仍然是个优秀的“医生”。

引 子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还在一幢解放前曾作为巡捕房的老楼办公。二楼的法警办公室里，刚由制革厂工人成为法警的寿志坚经常坐在窗口值班。起诉科在四楼，从他面前走过的身穿制服的公诉人，总让寿志坚投去羡慕而又钦佩的目光。

做这神圣的工作才能算名副其实的检察官。他常这样想。

不过羡慕归羡慕，他也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还是法律的门外汉，当前要紧的是把法警工作做好。

可是，你能想到，这位内向寡言的法警后来会成为公诉科副科长、科里办理疑难案件的“主治医师”吗？更因工作出色，今年２月初，他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获得这些成绩已属不易，而当你知道他还是位癌症患者，又会作何想？

寿志坚是一个让我有很多疑问和猜想的人。去年腊八节的翌日，我有了与寿志坚面对面探讨的机会。

出庭（右为寿志坚）

（一）

２０００年，寿志坚从工作了一年的四岔河劳改农场检察院回到杨浦区检察院时，领导将他安排到了公诉科。

这下可遂你心愿了。我说。

哪里啊，你想，我这时已是奔四十的人了，可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而且原来我在人多的地方讲话都紧张，现在却要出庭辩论！

那怎么办？

难归难，试试嘛。

寿志坚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搞检察工作完全是半路出家，没有法理基础，没有办案经验。可他有不服输的性格，有笨鸟先飞的毅力。

说是试一试，其实是搏一搏。

他当时的“师傅”刘金泽是首届全国优秀公诉人。刘金泽对这个徒弟最初的表现至今印象深刻：他刚来时什么都一头雾水，第一次出庭紧张得要命。但是很努力。只要我开庭，他有空一定去听，而他自己开庭，也常邀我去听。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进步惊人。

现在，刘金泽是科长，而徒弟已经是他的搭档了。

回忆起当时，寿志坚说，那时候，我出庭“吃螺蛳”（注：指说话卡壳儿）或词不达意是常事。有一次被告人明明就在庭上，完全可以当庭发问的，我却紧张得全忘了，照样按部就班地读笔录，事后想想很可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别人花一遍可以弄懂的问题，我就花三遍、四遍。

一起３０多本卷宗的案子，别人看一遍都累，而寿志坚告诉我，他看了六遍！正是这不懈的努力与心细如发的性格，令他常常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有重大发现。

一起贩毒案的犯罪嫌疑人仅在到案的第一份笔录中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此后，就翻供说第一次交代是诱供的结果。寿志坚说，我至今记得，那句关键的话是我在那份笔录首页倒数第三行发现的——“电视机下面有个塑料袋，其中一包是海洛因，一包是辅料”。而毒品化验报告是在审讯后的第二天下午出来的，结论与他的交代完全一致。寿志坚如此一分析，诱供说不攻自破。这个被告人最后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寿志坚的性格有点像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别看他整天不声不响，却不甘人后。当初刚进院报考复旦大学法律专业的专升本，他就以全院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后来，参加全区和全市法警车辆故障排除比赛，他分获第一、第三名；参加全市的助检员、检察员、主诉检察官考试，他都以全院数一数二的成绩一次通过。

天生好胜的性格弥补了他内向寡言的性格弱点，也成就了他审案全面细致，又锲而不舍的办案特点。

（二）

大凡在检察院工作的男同志都有个习惯，上班喜欢在胳肢窝下夹个小包，显得轻快利落。寿志坚却每天背着个硕大的包上班，里面是他的一大罐中药和各种西药。自从２００４年查出患了甲状腺癌以后，他吃的药大概比饭还多。

那年１０月的一天，做护士的妻子敏感地发现，丈夫的脖子上有个突出的肿块，便督促他去医院检查。他被告知是甲状腺癌。在癌症中，甲状腺癌算是预后（注：医生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比较好的，甚至有人说，得这种病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寿志坚却没有如此幸运。手术后一个月，他第一次住院做同位素治疗，医生来查房，对身边的实习生说“这个病人明天安排一天”。就是这么一句话，让细心的寿志坚听出了不祥：这个治疗一天可做七八例，我为什么要一天？追问的结果是，开刀时取出的１１个淋巴结个个转移，癌细胞已侵蚀到他的肺部，而且是散在性的，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就像一把芝麻洒在泥地里——拣不出来了。

头上那片天一下子就塌了——生命才刚刚度过４１个春秋，被任命为公诉科副科长仅仅几个月，还正准备参加全市优秀公诉人选拔呢……

他对医生说，今晚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满脑袋纷乱的思绪，需要理个头儿出来。

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他发现，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家，虽不富裕但温暖祥和的所在，那里有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正上初中的儿子；一个是单位，虽压力巨大但极富挑战和成就感的地方，那里有融洽相处的同事，更可发挥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平安作贡献。为了他们，自己也要选择坚强。

他告诉我，生这种病的人，有一半是被吓死的，如果在家休息，难免胡思乱想。而在单位，只要手上有案子，就什么都忘了。再说，只要上班，自己就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

所以，上班后他不把自己当病人，不知道的人，也绝对看不出他是个重症病人。领导和同志们关心他，让他做做顾问就行，可他却跟别人一样办案，还利用负责分案的“职务便利”揽下大部分疑难案件。

在医院，他是个坚强的病人，办起案子来，他更像个优秀的医生，繁难的案子，到他手里，总能“妙手回春”。

２００５年底，他受理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张军曾系上海某钢厂部门经理，５年前用偷配的钥匙盗走了单位领导一辆蓝色桑塔纳。２００５年７月，他在山西省晋中市被抓获。面对从其妻子处缴获的赃车，他称这车系一姓冯的债务人于２０００年底在天津为偿还亏欠自己的债务而做的抵押。这事不仅有天津朋友刘某可以作证，更重要的是，案发的５月３１日，自己根本不在上海，当然也就没有作案时间。

他之所以如此有底气，一是５年前已在刘某面前编排过，二是他认为冯某已经死亡。

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寿志坚很快查明，刘某虽听张军说过抵押一事，但没亲眼看见，并无法证实张军的说法。更重要的收获是，冯某并未死亡，而是自１９９７年便因脑溢血瘫痪在床，绝无可能在２０００年赴天津与张军谈抵押事宜。寿志坚还在上海某医院找到了冯某当时就医的病历档案。

那么，５月３１日案发时张军究竟在不在上海呢？寿志坚了解到，那年五六月份张军曾与两名同事两次去天津联系拍卖钢铁事宜。第一次是了解行情，第二次去正式参与竞拍，四五天后交易成功。其中一名同事还提供了一张自己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自上海飞往天津的机票，并证实张军与自己乘坐的是同一航班。寿志坚他们到民航部门调取张军使用机票的存根时，被告知已销毁，但他们却从有关部门查到当年６月６日那笔拍卖交易成功的记录。

寿志坚心里有底了：同事均证明他们三人在６月１日同往天津，可见此前他并不在天津；交易成功的时间为６月６日，这与两位同事回忆四五天后交易成功吻合，可推断这是第二次去天津，前一次就应在５月份；既然６月１日飞往天津，那么，５月３１日必定在上海，结论是：张军完全有作案时间。

开庭时，张军继续编“故事”，寿志坚则不动声色。而当他宣读已经“死去”的冯某的证言时，刚才还振振有词的张军顿时瞠目结舌。

我很想知道，如此辛苦办案，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他指着脖子上一条几十公分的刀痕说，这里，还有背后，经常痛，感觉乏力。回去后我会早点休息，但在单位我绝对跟别人一个样。

你每年还要做两次放疗，不影响办案？

我安排好时间啊，案子结了我去住院，回来再开庭，不影响。再说，在医院里我也可以与公安、法院的同志沟通嘛。

真这么轻松？从他爱人那里我了解到，他每次做放疗之前，必须停药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因为失去药物控制，他体内的新陈代谢紊乱了，会全身浮肿，头昏脑涨，反应迟缓，注意力无法集中，接下来的放疗期间，又会恶心呕吐，但还要拼命克制，否则将药吐了，治疗等于白做。

他爱人对我说，别看他在单位里跟正常人差不多，痛苦和难受跟我都很少讲，可我知道他不容易。

就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从２００４年生病至今年年初，他还办理案件１４３件１９９人，审核案件１２１７件，追诉到位１１名犯罪嫌疑人，提起抗诉并获上级检察机关支持的案件２件２人。只有同事们知道，这一串数字背后要花费多少心血。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如果不是因为这项工作赋予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激发了他的智慧和潜能，并给他带来成就与满足，他会这样喝着药汁忍着病痛办案吗？

研讨（中为寿志坚）

（三）

担任公诉人这些年，寿志坚明显会“说”了。

他爱人告诉我，“过去，我的朋友上门，他要么打个招呼就走，要么坐在一旁做听众。上我同学家，他宁愿站在门口等，也不愿陪我一起进去，他怕与陌生人打交道。现在不一样了，我的同学来，叽叽呱呱都是他在说，别人倒都成了听众。”

我想，那是职业带来的变化。

而生病以后，他说话语速快了，还常抢别人的话头，这却是服药的结果。因为服药，他有了甲亢症状，精神亢奋激动，动辄与人争起来，有时还会冲人发脾气，以至于常常事后再去道歉。但有半年多的时间，几乎天天接待来电来访的案件被害人，他却没有一句烦言和怨言。

你怎么做到的？

他说：“很简单，换位思考。”该院检察长岳杨说：“他工作上用心，业务上用劲，对人民群众用情。”

２００６年下半年，他办理了叶某等人涉嫌集资诈骗案，查明被告人叶某等通过编造虚假信息，向股民出售股权，共骗取３０多名股民的１４７万余元资金。其中不少中老年被害人投入了毕生积蓄，却落得一场空欢喜，数万元积蓄更是有去无回。这些被害人因为赔偿款没有着落而心急如焚，便天天来找寿志坚。

“我总想，那些人都跟我父母差不多年纪，如果他们是我亲人，我还会不耐烦吗？”

寿志坚心里更清楚，解释和疏导只能一时缓和被害人的情绪，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追回损失，才能真正解开他们的心结。于是，他多次与公安机关沟通，想方设法追寻那笔资金的下落。在公、检两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已有６０％的损失被追回。

也因为这份情，他在办理徐华等三人涉嫌偷盗２０余辆面包车一案时，关注的不仅是案件本身的事实和证据，更注意到这些赃车的去向。他说，这些赃车被人买下后，不可能办理正规行车手续，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一旦发生交通肇事，有关方面又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和追讨民事赔偿？于是，当盗车案移送起诉后，寿志坚又决定对９名销赃人员进行追诉。目前，已被追诉到案的６名收售赃车的人员均获有罪判决。

还是因为这份情，他在办理一起因邻里争执引起的轻伤害案件时，发现被告人有明显的悔改之意，被害人也愿意原谅对方，便在双方单位领导和律师的协助下，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最终让一对“冤家”握手言和。

其实寿志坚完全可以就案办案，那样既安全又省力，为什么要自找麻烦？那是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看到由于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减少了不安定苗子，他会由衷感到欣慰和快乐。而谁又能说，这种好心情不是一帖治病良药呢？

附 记

不知不觉，我们聊了一上午，走出会议室已经是中午１２点多了，一位小伙子看到他就说：“怎么还没吃饭？你老婆可是让我们管住你按时吃饭的！”

口气颇“不客气”。

我似乎明白寿志坚能取得如此成绩的缘由了，是因为有挑战带来的刺激，有征服带来的快慰，有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还有一个让他感到温暖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