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传统，是因为在这种发愤的状态下，作者产生了强烈的表达欲望，能够全身心投入，写出自己最为深切的真实感受，使激情与才情达到完美的融合。杜甫所说的文章憎命达，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欧阳修所说的诗穷而后工，等等，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人生在世，不得意十有八九，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和苦难，不幸和苦难也许都是一样的，但每个人面对的态度和表达的方式则各不相同。形诸文字，它可以是毫无克制的宣泄，也可以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可以是自怨自艾的倾诉，也可以是集体意识的代言。就文学创作而言，后者无疑更为难得，更为可取，也更为耐人深思。张岱的《陶庵梦忆》就是这样一本书。

如果不是个人生活因战乱而发生戏剧性改变，张岱很可能不会写这本《陶庵梦忆》，自然也不会去写同类性质的另一本书《西湖梦寻》。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仕宦富贵之家，父祖几代人积累的家业和财富为其营造了一个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根本不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别人辛苦一生所追求的富足和安康，他从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而且还要更好。没有衣食之忧，他过着一种清闲、适意的生活，享受了人间的各种快乐，对此他曾有过这样的概括：“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他的生活真是太悠闲、太自在了，悠闲自在得连做官的兴趣都没有。

但命运之神并不总是垂青一个人，很快，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变不仅改变了这个国家，也彻底改变了张岱的生活。国破家亡，这个原先在书籍上看到的词汇如今成为刻骨铭心的感受。谁能想到，一个安享人间富贵的纨绔子弟转眼间成为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下层贫民，生活陷于十分困窘的地步：“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但就在这样的极端困顿中，张岱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以遗民自居。他不是晚明朝廷命官，却有着比朝廷命官更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文人气节，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传统，与那些曾身居高位，转而在新朝委曲求全者形成鲜明对比。

富贵、快乐的生活如过眼烟云，剩下的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人生仿佛一场梦，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自序）。品茶、赏花、听戏、宴会、远游，这些先前的日常生活如今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张岱并没有完全绝望，因为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他想给后人留下一段可信的历史，让后人真实了解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段历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军国大事的，比如《石匮书》；一部分则是关于他个人的。《陶庵梦忆》显然属于后者。

《陶庵梦忆》既是一部个人的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明时期的生活画卷。通过作者的经历和见闻，可见晚明时期江南生活特别是衣食住行、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由于是苦难过后的追忆，作者不自觉地会过滤掉很多记忆，只留下那些最为美好、值得留恋的东西。以此来表达故国之思、乡土之情，抒发沧桑之感，寄托兴亡之叹。在书中，作者不时表达出忏悔之意，不过，该忏悔的不是他这样一位没有任何官阶的平民百姓，而应该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和显赫一时的权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仅是个人在忏悔，也是在替一群人进行忏悔，替一个王朝进行忏悔。

这种生活经历和创作心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事实上，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有人竟然把这种联想变成附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将《红楼梦》的著作权硬派给张岱。正如一位伟人所说的，真理往前走一小步，都会变成谬误。如果从比较的角度将两部书放在一起对观，这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红楼梦》一书写尽贾府的荣华富贵，但它绝不是一部富贵生活的教科书，而是一部血泪文字，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对《陶庵梦忆》也应作如是观，只要看看作者那篇写得极为沉痛的自序，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全书所写，都是极为生活化的内容和场景，作者描绘的种种生活细节在当时看来，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但在今天，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十分琐细、个人化的东西，各种官方文书档案自然是不屑于记载的。如果要了解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民众特别是士人阶层的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以该书为代表的这类书籍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由于作者生活优越，游历广，见识多，不经意间的描绘，往往让我们这些后人感到惊叹，感到震惊。它所描写的，是一种感性的历史。

对不少读者来说，除了史料部分外，他们更喜欢该书清新、闲适的风格和随意、亲切的文字。《陶庵梦忆》一书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晚明小品文的特点，篇幅不长，所谈皆日常琐事，但写得精彩，文笔清新、流利，写人叙事，娓娓道来，情趣盎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文字看起来轻松、随意，但实际上颇为考究的，遣词造句，都很见功力，毕竟轻松不是松散，随意不是随便。这样的文字不是谁都写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