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铁栅栏里面的小伙子只有３２岁，长得还蛮帅的，一米八零的个头，皮肤白净，如果不是在看守所里，我怎么也不会把他和盗窃犯联系起来。但事实是，他不但是一个盗窃犯，而且还是一个多次因盗窃坐牢、现在又因盗窃入狱的堪称“江洋大盗”的人。

他叫周海（化名），１３岁时，父亲做生意失败，母亲因不堪生活重负，自杀身亡，留下了年幼的他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哥哥，还有一个破败的家。那时周海上初中二年级，受此打击，他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好在有班主任老师的鼓励，经过复读，１９８９年周海顺利考上了高中。

考上高中是一件喜事，但并没有读成。考上高中的这年暑假，周海和同学出去玩，几个人一起偷了一块石英手表。无论是从数额还是从年龄上来看，周海都比较侥幸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只是被派出所罚了点款。但周海从此被学校以“行为和道德败坏”为由开除了，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

辍学后，周海的父亲忙于工作，难得有时间照顾周海。周海就在社会上闲晃，偶尔给别人干点活，挣点零花钱。但他的年龄毕竟还太小，闲晃和玩的时间远多于给人打工的时间。一年后，周海又和一个同龄人偷窃，这一次，他已经年满１６周岁，所盗数额也较大，最后被法院判了五年。在看守所，周海与一帮成年犯关在一起，听说国家要严打，同监的人要逃跑，也叫周海一起逃跑。看到前面已经成功逃跑了一拨人，周海有些心动，也就跟着逃跑了。

跑出来后，周海特别想念父亲和哥哥，他没有去别的地方，直接回了家。看到儿子跑了出来，父亲忧心忡忡，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将周海送回了看守所。周海又以脱逃罪被判了两年。

从此，周海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变化。１９９４年提前释放后，只在外面待了两年时间，１９９６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１９９９年刑满释放后，周海本来想好好做人，但是积习难改，２００３年又因盗窃未遂被劳动教养一年。２００４年劳动教养期满后，有了这次劳教经历，周海彻底失望了，觉得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了，便开始了疯狂盗窃。短短两年间，周海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实施盗窃３６起，涉案总价值高达１４万元。周海所盗窃的物品种类丰富、无奇不有：有摩托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等交通工具；有彩电、ＶＣＤ等家用电器；有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办公设备；有手机、小灵通等通信工具；有变压器、高压铝线、万用电表等电力设施；有切割机、电焊机等生产机器；有液化气罐、液化气灶等家用设施；也有现金、银行卡等物品；还有面粉、大米、清油、大肉等食品。可想而知，周海这一次被判处了很重的刑罚。

这是我一年前参与办理的一个案子，现在我不在基层工作，也不办理刑事案件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在我的心里，让我有深深的思索。

假如周海的母亲坚强一些，能够让周海不失去母爱，周海或许是幸福的；假如学校宽容一些，能够给因为年幼无知而失足的孩子一个上学的机会，周海或许能考上大学；假如周海的父亲对自己的子女管教严一些，不让其辍学后四处晃荡，周海或许会凭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谋得一份职业；假如当时看守所的管理规范一些，不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关到同一监室，周海或许不会逃跑而罪上加罪；假如劳教制度能够人性化一些，周海或许不会对社会失望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假如我们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能够严密一些，周海也就不会屡屡得手……

假如……假如这些“假如”部分地变为现实，周海似乎将是另外一番人生景象，我们的社会也不会为此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作者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