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委员占７５％，委员们说：这里又是人生一个新起点
为提高审议质量常委会两天举行三场讲座
４月２２日下午３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举行。在１６１名常委会委员中，新委员１２１名，占７５．２％，连任委员有４０名，占２４．８％；平均年龄５８．５岁，比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时下降了１．５岁。
在常委会委员中，既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专家学者，还有工人、农民等阶层的代表人物。为提高新一届常委会委员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４月２４日下午会议闭幕后至２５日，常委会举办三场履职学习专题讲座，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职权、议事规则》，由胡康生委员主讲；《立法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由信春鹰委员主讲；《监督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由乔晓阳委员主讲，讲座之后，委员们有半天时间分组讨论、交流心得。
审议
新委员：集体行使职权，先得学会开会
索丽生（原水利部副部长、现为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曾任苏州市副市长，被称为教育市长，现为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都曾是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专著《我在政协这五年》４月２８日即将出版发行。从政协到人大，从民主监督到人大监督，他们将面对怎样的角色转换？
“我才开始体会，半年后倒可以总结总结。”几场分组审议，索丽生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会场。“第一印象是‘话题变了’。在政协，委员们自选动作，先调研，开会时大家分别拿出报告来。我熟悉的领域是水利和教育，每年调研围绕这两个主题。而人大立法工作则不同，每个委员都在面对同一题目，而不论是否熟悉这一领域，无论是谁，在这个机构，第一要务都是加强学习。”
从政协到人大，朱永新最大的压力也是“学习”。“在政协，发挥专业优势即可，不熟悉的领域可以少去涉及，在人大则不同，不能回避责任，所以先要加强学习。”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在分组审议残疾人保障法时，他从电脑里调出前一晚查到的全国听障人士超一亿的数据，建议“非直播类节目必须配字幕”。
１９５６年出生的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劳动力经济、人口问题、经济体制模式等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是圈内著名学者。“真正的学术活动，我参加；礼节和庆典类的活动，我从来拒绝。”他是低调的经济学家，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做最扎实的研究工作，服务中国，尤其是服务穷人，蔡昉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主要是因为专业背景。“除了我自己的专业，我能给常委会带来什么？”在记者问他之前，蔡昉已经问过自己。他目前的答案是：从经济专业角度去看待立法文本，他说自己需要一段时间尝试、摸索。
“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关键是要做得越来越到位。我们搞研究的责任就是帮助政府官员认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要未雨绸缪。这位做建筑商的朋友，非常感谢您从自己的经历给我提供素材，让我能够不断验证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或者是接近正确的”——蔡昉在网上有博客，与网友探讨问题，这是他的回帖。他的博客更新到３月１２日，“现在真是没时间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开会频率是一周二三次，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他要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他告诉记者：常委会委员新人吕薇，也是经济学者，是位女同志。
在１６１位常委会委员中，有一批曾是国务院部委的部长、两高的高层领导，包括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国土资源部原部长孙文盛、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安全部原部长许永跃、海关总署原署长牟新生、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公安部原副部长白景富、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姜兴长……他们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接受监督者到监督者。
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汪恕诚数次代表水利部向常委会报告工作，见到记者说起角色转变时，他爽朗大笑：“在水利部是首长负责制，有时候是可以多数服从少数的。现在来到人大，我体会着，一得学会开会，因为在这里是集体行使职权，二得严守程序，在这里实行民主集中制，每人只有一票的权力。”
吴晓灵曾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１月初离开央行时，她曾动情地说：“离开领导岗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生的新起点。我将尽自己所能，继续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会为自己安排一个平和多彩的生活。”从分组审议会场下楼的路上，吴晓灵对记者说：“人大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我现在的工作是两项：立法与监督。”她还笑着对记者说：当然，无论在哪儿工作，女性都不能把强的一面带到家里去。记者想起她的一段名言：我们不妨把人生当成一种投资组合。妥善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大家要学会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她笑着说：“那是我离开央行前最后一次给女同志们开会时说的家常话。”
在１６１名常委会委员中，还有两位特别人士：５４岁的郎胜和５０岁的陈斯喜，他们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和国家法室主任，是法界权威人士，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司局级干部中，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随后当选常委会委员的。他们在常委会今后工作中将发挥的作用令人关注。
交流
探讨
“老”委员：四个字“一如既往”
在１６１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连任委员４０名，占２４．８％，他们对立法与监督工作，以及对彼此，都已熟悉。
连任委员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早在十届全国人大期间，９位常委会委员卸去原有职务，将人事关系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今，他们全部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们是：何晔晖，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原厅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教育部原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振伟，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沈春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任茂东，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后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新，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原所长，后离开全国人大出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倪岳峰，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后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日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原司长，后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十届人大这五年，在我国民主法制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在反复斟酌的立法实践中，就一些重要原则、思路和理念达成了共识。”沈春耀委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五年人大工作经历。又是一个五年的开端，他是否感到更加从容？“同样是挑战，因为所要面对的立法和监督任务完全不同。关于我个人，我还是不接受采访，你若问我有关法律草案的看法，我还是乐意配合的。”
年轻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专家郑功成、教育学专家庞丽娟、土木水利专家袁驷等同样连任，也是连任委员中颇有特色的人物。譬如郑功成，在２００３年当选之时，３９岁，学者，即成新闻。五年过去，他已过不惑，仍是这个集体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我只想说四个字：一如既往。我的热情没有改变，我的工作方法却时刻在更新，最突出的就是从学者心态过渡到了立法者心态。从前追求完美与理想状态，现在看得到与现实的差距；从前习惯于坚持自己，现在更懂得倾听别人，在融合与妥协中达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放弃了据理力争，只是不会再因为意见未被采纳而心态不够平和。”
（图片摄影 程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