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记者展开调查发现，虽然有了相关规定，但“五四”青年节半天假期却遭遇“落实难题”。至于１４岁至２８岁的放假年龄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被普遍忽略。如果１４岁至２８岁青年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没有合法享受到相关放假的权利，可以拨打广州青少年服务热线“１２３５５”，向各级共青团组织反映或投诉（据５月４日《广州日报》）。

一纸通知，青年们得到了半天的假期，然而通知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则又一次提醒我们：假期好放，但是要合理分担假期的社会成本却很难。政府不应将假期视为一个无成本的福利，也不能希望所有人都不关心这样的成本付出。“五四”放假困境为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地对待公共决策带来的社会成本提供了一个机会。

笔者认为，一个公共决策，应该是权力与责任的结合体，当政府行使了某种权力时，也要合理承担与此相关的责任。简单来讲，相关单位因为放假而额外的支出，如果可以用抵税等方式，由政府合理分担，才能体现政府是真正关心青年的福利。

公共管理者关注社会福利，也必须关注社会成本，做到尽可能兼顾，方能公平公正。当前，与“五四”放假直接相关的是企业的困境：信贷成本的增加、劳动合同法带来的人力成本的增加、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毫无补偿的半天假期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公共决策的落实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只见“五四”放假的“理所当然”，而认识不到相关单位要求社会分担成本的合理性。

“五四”假期带来的社会成本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相关单位的机会成本，如果不放假可以做的事，因为放假而做不成；第二，就是相关单位的额外支出，在放假后单位要继续运行，往往采取支出加班费或者另请他人的方法，这需要额外的支出；第三，社会责任的负担，放假了，但是一些应该单位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没有减少，如企业需要支付的工资、固定税费。

对企业而言，最大的减负应该是政策上的减负，那些本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不应该交给企业承担，企业只管认真经营按章纳税就行了。毋庸讳言，政府很多时候一方面大喊给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为由给企业加压，要求他们没有补偿地承担额外支出，比如职工养老统筹不纳入职工个人账户的部分，再比如让他们承担放假之类的社会成本。

笔者建议，不仅要追究“五四”不放假，更要思考“五四”为何不减税，因为减税才是放假公共成本最佳的承担方式，也是“五四”放假可以落实的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