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武夷山下、台湾海峡西岸一个检察官世家的几代人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年代间发生的一连串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从中折射出中国法制建设艰难曲折的历程。

■后来，石义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面前没有倒下，据他自己说，其力量来源竟是把他打成右派的那个检察长的许诺和场长的这番讲话。事后，有人提醒场长不该那么说，等场长明白时，他愣了半天说不出话，但右派们并不知道。

第二天，石义和全县的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白云农场。农场场长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在给全体右派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实话实说道：“……青年人嘛，哪有不跌一两次跟头的！你们和社会上那些偷鸡摸狗的泼皮不一样，你们都是文化人，只是一时犯了错误，只要你们好好改造，肯定有重回革命队伍的一天。党并没有忘记你们、遗弃你们，我等着你们回机关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到那天，我还要开全场的欢送会欢送你们！”右派们觉得像雪地里抱了一盆炭火一样温暖。场长一番即席随意发挥，竟使不少右派感动得流泪。后来，石义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面前没有倒下，据他自己说，其力量来源竟是把他打成右派的那个检察长的许诺和场长的这番讲话。事后，有人提醒场长不该那么说，等场长明白时，他愣了半天说不出话，但右派们并不知道。

那时，改造场所少，劳改、劳教对象同场的现象多的是，剑溪专区的一百多个右派全被送到白云农场。榕娇刚听到石义成了右派的消息，只觉晴天霹雳震得傻了。她后悔当初没把他要来崇安放在自己身边工作，现在说什么都迟了。她立即赶去白云农场看石义。

这时的高雨秋服役期已满，农场管教稀缺，又来了大批右派分子，场部向省里要求留下一批复退战士转为管教干部，高雨秋也在留下来的人员名单中，雨秋急忙写信叫父亲想办法把他弄走，可是高积成却回信把儿子批评了一番，要他服从党和革命需要。这样，雨秋只得硬着头皮留下。对比戴云飞和石义，一个小时是少爷，一个现时是大学生，如今都在受难，农场毕竟是省属单位。这样想想，雨秋心里也就平衡了。只有练榕娇要他关照石义的话，使他有点为难。

如果说石义是在苦役中思想得到改造，不如说是在白云洞优美的自然风光陶冶下得到解脱。几个月之后，石义的情绪慢慢稳定了，被排斥、被遗弃的感觉变得轻松了一点。精神好转了，他也会和旁边的人交谈，对身边的人和事也开始关心起来。管教人员都是农民或当兵出身，只会管不会教的。有些劳教人员思想稳定不下来，天天有火气就撒在同伴身上，一句话不入耳就吵起来，石义常站出来评判是非曲直，给调解说合，次数多了，石义被大家取外号叫“白云法庭庭长”。石义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说：“我原先只是书记员呢，想不到来白云提拔为庭长了！

不过在那时开这样的玩笑是有代价的。石义在三年期满时被以“未改造好”为由延长一年劳教期限。这是后话。

高雨秋有没有对石义特别关照，旁人看不出来，对戴云飞管教得特别严格，却是干部和犯人们公认的。戴云飞从来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对雨秋的呵斥总是回答道：“我是犯人，总还有期限，你不是犯人，却被判了无期徒刑！”气得雨秋在大热天的中午拉他到操场上晒太阳以示惩罚。

枯燥的劳动使右派们麻木，一月一次的电影成了农场的文化大餐。一次，早过了放电影的日子，还不见县里的电影放映员背电影机来，场长把场部那架手摇电话机摇破了才接通县电影公司，他气呼呼地问：“你们是怎么排序的？日期过了这么多天还不来放电影？”对方答：“放映员生病住院了，怎么去放电影！”场长放下电话泄气地嘟哝起来。云飞听见了马上对雨秋说道：“我来放，叫场里去人把机子挑来就成！”雨秋瞪起牛眼睛喝道：“电影是用来教育人的，放映员好比教员，你是什么身份，配来教育我们吗？”他把云飞拉到大操场去晒了一个中午的太阳。

那时农村缺少文化生活，农场就更少了。云飞异想天开地对雨秋提议道：“右派里有许多文艺人才，我看把他们组织起来，搞一个戏班子，我当编剧兼导演，保证每月能演几场，大家就都有好戏看了。”雨秋又瞪起牛眼睛喝道：“快滚回号子里去吧！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成天逛茶楼、戏园子的少爷呀？”云飞又被罚晒了一次太阳。

云飞毕竟是玩大的，从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雨秋惩罚他时却要他承担很重的体力劳动。长年累月这样的惩罚，云飞可受不了了，在劳动的时候，他几次趁旁边没有其他管教在，搬起大石头要把雨秋砸死，只是犯人们示意他别做傻事，他才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