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武夷山下、台湾海峡西岸一个检察官世家的几代人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年代间发生的一连串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从中折射出中国法制建设艰难曲折的历程。

■１９６５年高考，知秋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这是自然有远见之处，知秋得以上大学，全靠了档案中亲属的革命干部身份，否则想上大学念法律，在那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练自然每年年关都从北京回来，带妻子儿子回崇安过年。也许是在城里久了，他特别喜欢去农家做客，榕娇就带他去尚南走走。在旺伯家，他才真正心情愉快，精神放松。

１９５７年这一年，自然没到年底就回来了，而且是一家人一起回来。榕娇看哥哥精神不振，问：“怎么，工作辛苦了吧？”自然摇摇头。榕娇说：“走，我陪你去尚南走走。”自然点点头。

兄妹二人坐车到尚南，一路上，只见满眼肃杀的秋色，处处是农忙的人。他们到尚南已经是傍晚，兄妹俩就住在乡政府里。第二天一早到墟场上走，自然饶有兴趣地从街头一直走到街尾，仔细地问了各种蔬菜和农具的价格。这时候家家都在社里劳动，找不到人攀谈，他们又到旺伯家去看。旺伯一家自搬来尚南起，就没有外面的人登门，见了自然兄妹当然喜出望外，立刻叫孙子亚丁去兽医站叫父亲回来。出工劳动的地点远，伯母和永信都带饭去，不回来吃午饭的，家里显得有点冷清，旺伯和永德话虽不多，留他们兄妹吃饭的心意却是真真切切，这使自然很感动。德子温了自酿的米酒请兄妹俩喝，喝着喝着，自然的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他本不会喝酒的，也喝了三碗米酒，结果在旺伯的床上睡到太阳下山才醒来。醒来后自然高兴得又流泪。

晚上，永信和戴天一母女收工回来了。天一特地和女儿戴云霞来蓝家看自然，使留学过的大学教授感动不已，屋里便少有地热闹起来。永信和云霞则躲到一边去说悄悄话。旺伯母脸上显露出幸福的笑，悄悄手指着这对年轻人对自然兄妹说道：“你们看，云霞和永信般配吗？告诉你们，他们两个有意着呢！”榕娇笑着直点头。自然艳羡地说道：“大嫂，他们办大事时一定要告诉我。我全家请假来吃喜酒！”说得蓝、戴两家人都笑了。自然在尚南住了三天，兄妹俩回城路上，自然突然说道：“榕娇，我想把儿子户口放在这里，就在县一中念书。你看要怎么办？”榕娇一听知道哥哥在人生路上碰到跨不过的坎了。她说：“不难。我明天去办一张准予迁入的证明，你拿回去迁户口，就能转来了。”自然补充道：“你给他上户口时，亲属栏只填写你和老高就是了，不要写我们！”直到上车回城了，他也没有对妹妹说，自己已经离开了三尺讲台，被安排在大学图书馆工作。

城市迁山区的手续好办，自然回学校之后，寄来了儿子练知秋的户口迁移证。榕娇把侄子的户口底册全改成她的儿子，落在了自己的家庭户里。１９６５年高考，知秋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这是自然有远见之处，知秋得以上大学，全靠了档案中亲属的革命干部身份，否则想上大学念法律，在那时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后话。

练自然还在起草《刑法》时，东南大学法学院有一个叫金野焕的青年讲师对他十分崇拜，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外国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从不因对方资历浅而有所看轻，总以互相探讨共同研究的态度对待他，这使金讲师十分感激。在自然的帮助下，这个金讲师陆续写出了一批法学理论文章，发表在《法学研究》、《法学月刊》等全国性法学理论刊物上，渐渐地在全国也小有名气了。二人成了法学研究的合作者。但是自然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被修改得厉害，已经不是当时二人探讨时的观点了。在理论界的学术气氛较活跃的时候，尽管文章比较偏执、超前，自然认为这是年轻人观念上没有旧的包袱，思想活跃，仍然表示了充分的理解。高积成曾经写信给练自然，就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向练自然请教。练自然感觉到高积成的许多想法和金野焕的观点很接近，为了促进他们之间取长补短，就把高积成介绍给金讲师。从此，高积成从金野焕那里获得理论指导，金野焕从高积成那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司法实践根据，彼此相得益彰。后来，金野焕的文章被某“市委写作组”看中，他得以荣调进那个写作组，为写作组出笼的政法方面的文章从法律方面把关。金野焕便有了“天线”，上层在法学理论方面持什么看法，他都比人早知晓，他的论文又与某“理论权威”意见相合，便成了那个理论权威的红人。进入１９５８年后，金野焕又想起了高积成。

这才有了高积成老来学吹打，重拾年轻时丢掉的法学理论。他把政法三家几个大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谈司法实践中碰到的法律问题，由高积成出题，小组讨论后再分工指定专人写文章，高积成审定后寄给金野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