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义虽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说话还是算话的。年底时，他来尚南看安安了。旺伯母见他这样有情有义，背后对银花说道：“我看那‘白脚’就是瘦一点儿，苍老一点儿，人不错！你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也难熬，干脆你和他合了算了。你要是点头，我就叫你旺伯和他说去。”四年劳教出来，石义变得又瘦又老，大家都认为石义年纪比银花大，伯母才这样说，银花却总是摇头。那边旺伯也对石义劝说了半天，石义没有点头，但也没有摇头。

戴天一和旺伯夫妻已经是准亲家了，听伯母说到石义，心里很内疚，流着泪对伯母说石义是自己的儿子。旺伯母听了喜从天降，立刻操办她们母子相认，也更热心地说和石义和银花的婚事了。在这股强大的亲情感召下，银花便点头同意了。石义和银花办了简单的婚礼，他们没有请练家人参加，当然是银花不同意请。不过她没有说是为什么。

安安有了个好后爸兼好老师，当然十分高兴。第二年，银花生了个女儿。戴天一特地向生产队请了假，在家为银花伺候月子。

结婚以后，石义每当农活轻松点就回尚南来，这才真正知道了银花是个怎样能干的女人。月子刚坐完，银花就和永信等人去炭窑找活赚现钱，挑着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木炭翻山越岭到城关去卖，一路上还把那些男人远远地甩在后头。为了妻子一天赚一块二的现钱，石义在家里当爹又当妈。不久，银花去挑炭赚钱的事被大队公社知道了，公社派人来召开社员大会，把银花拉到台上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批了一晚上。银花在台上发誓诅咒不再挑炭，批判大会结束，回家的路上，银花仍然有说有笑地走，好像不是去挨批判，而是去看一场电影那样。路上，有几个家里特困难的社员见挑炭卖苦力是一条活路，问她明天还去挑炭不？能不能带上我们去？她一一爽快地答应了，越批判，挑炭的队伍反而越大了。

见妻子回来，石义忧虑地道：“别去了，再被人看到怎么办？”银花说：“白天怕被人看到，就晚上去嘛！”石义还不放心：“听说大路上已经派基干民兵设卡了。”银花说：“我明天先去探探风，真有民兵把守，我们就走小路。”第二天晚上，银花果真带着几个社员挑着沉重的黑炭，避开民兵哨卡从老虎、野猪经常出没的小路出山了。

又过了一年，旺伯夫妻和天一、银花一起为永信、云霞操办结婚。虽说市场上什么都缺，几家人还是凑了几张布票，给新娘买了几块花布，做了几身新衣，结婚仪式风风光光地举办了。三家人都很高兴，只是仍然没有发请帖请练家人来。不过，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请练自然来吃酒，只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地址，不知道信要往哪里寄。

生活又恢复了原先的平常状态。已经是“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了。社员们吃不饱，老人小孩饿得个个得了水肿病，当生产队长的永信很苦恼。旺伯母看着几个孙子天天哭闹着要吃的，心酸地对儿子说道：“你就不想想办法，让儿子、侄子们吃饱点吗？”想了三天，永信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听说石义大哥又来“探亲”了，就去找他商量，看看这路子行不行得通，石义认为不错。

下寮村前的野猪垄又是一派稻菽飘香清风送爽的景象。早晨八点多了，太阳还在山峰后面睡觉。银花抱着女儿沿石板路走出村口朝西望去，近处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茉莉园、果树、鱼塘，然后是菜地、丝瓜葫芦棚，远处才是一片水稻田。一层层稻浪已经泛黄，更添几分厚实的感觉。田野山村雾气正浓，茉莉、瓜菜和稻叶上露水好大。从县城出来的公路从大田的外边缘掠过，和出村的大道呈丁字形相接。因为公路和村子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溜靠山的村庄才得以保留了许多自然和淳朴。

种满梨树的鱼塘边有个茅草搭起的小屋，这就是队里的鸭寮。银花走到小寮前，裤腿、草鞋被露水打得透湿。她把石义推醒，不让他压了睡在身边的女儿。银花问：“你昨天要我记住出工路上来叫你起来，现在差不多可以起来了，你要去哪里？”石义坐起来说：“这几天我眼皮老是跳，我想进城去一趟。”银花问：“去干啥？”石义说：“去找姑妈讨个主意。永信说的事，不成的话现在停办还来得及。”银花想了想说：“这事你不能出面，有你掺一份，好事会变坏事，小事会变大事，我还要关照大家，商量时不能叫你参加。”说完就出工去了。老婆一走，石义又躺下睡，他不打算进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