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举世震惊。中华民族面对这场严重灾难，迅即动员起来，以举国之力抗震救灾，同心同德顽强拼搏，谱写下中国救灾史上动人心魄的新篇章。静夜思远，不禁想起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这本《中国救荒史》，是邓拓青年时代写的一本书。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据邓拓统计，仅清代不足３００年间，自然灾害多达１１２１次，其中旱灾２０１次，水灾１９２次，地震１６９次，雹灾１３１次，风灾９７次，蝗灾９３次，霜灾、雪灾７４次；歉收造成的饥荒９０次、瘟疫７４次，等等。他把这一幅幅悲惨凄凉的灾荒图景汇聚起来，集中呈现到读者眼前。一个热血青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那颗年轻的心？经过汶川地震之后，现在的青年人恐怕不难理解。从某种意义说，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一部发展史，等于就是一部抗灾救荒史。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和文化发展，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会经受各种考验，其中当然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华民族之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所谓登高望远居安思危，都是告诫自己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必须时刻做好抗灾救荒的各种准备。有备才能无患。心中藏有这样一本救荒史，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厄，都不会向后退缩半步。心中藏有这样一本救荒史，无论面对怎样的灯红酒绿，也不会失去应有的清醒。

这本《中国救荒史》，是中国人民抗灾救荒各种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是一本拓荒者的书。在此之前，似乎没有这样的专门著作。在此之后，似乎也没见谁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是邓拓这本书，出版商也很少青睐，书店里基本上买不到。是内容不重要吗？读者不喜欢吗？恐怕都不是。抗灾救荒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有效经验。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的都江堰，妇孺皆知李冰父子。他们治水的历史功绩，就建筑在他们的创造性智慧之上。而积累这种智慧，把它变成人类能够共享的文明成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邓拓写这本书，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终其一生，他都在为这种努力尽心尽力。建国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在调查发现北京西山门头沟明清时代１００座民窑遗迹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早期私营煤矿发展形态，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他说：“我收集了他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１３７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本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有窑图两张。”他非常看重这些宝贵的原始材料。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在矿难频仍的今天，何尝不是对救灾视野的一种新拓展。

灾难再大，总会过去。问题是人类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在邓拓看来，抗灾救荒是一种难得的人生课堂，应该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国人民刚刚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写过一篇散文《郑板桥和“板桥体”》，影响非常深远。他所研究的郑板桥，其人生经历，也是从抗灾救荒开始的。其时“岁连歉，人相食”，郑板桥上任伊始，“积极筹赈，得罪了巨绅大贾，被扣上‘贪污舞弊’的罪名，罢官而去”。邓拓说：“郑板桥在山东救灾工作中是很有成绩的。”他由此发现“板桥体”的灵魂，就是如何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邓拓这种研究，我看现在依然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邓拓以杂文名世。《燕山夜话》有一篇杂文《有书赶快读》，引用清代学者包世臣的一副对联，其下联说：“补读平生未见书”。汶川地震，以及这场灾难中出现的无数英雄和奇迹，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平生未见书”。其内容之丰富多彩，其精神之震撼人心，前所未有。赶快研读这部无字之书，心中藏有一部救荒史，对于自己怎样做人，恐怕会有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