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赠送帕慕克，并为帕慕克讲解作品内容。

尽管莫言一开始就强调：今天只是吃饭，不谈文学。但两位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作家坐在一起，最后的话题仍然离不开文学。

这是５月２８日，２００６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中国之行的第七天。在这之前的５月２２日，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以《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为题的专题演讲作为其中国之行的开场白，接下来他参加了自己的作品研讨会，访问了北京大学，并发表了《我为谁而写作》的主题演讲。玩了后海、泡了酒吧、逛了艺术画廊，还乘三轮车进行了胡同游，充分领略了在他看来博大的北京文化。为了表达对灾区人民的支持，帕慕克还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名义卖。在接受网络专访之后，他与随行印度女作家——２００６年度布克奖获得者基兰·德塞赶赴莫言的私人约请。一系列的紧张安排让当晚的帕慕克显得有些疲惫，但与莫言的交流仍然让他显得兴趣十足，随行的社科院外文所许金龙研究员告诉记者，帕慕克说，这个会面是整个北京行程中最让他感到轻松和愉快的活动。

帕慕克关心，莫言怎么看待文学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在他自己看来，在土耳其，作家非常害怕见到评论自己作品的文章，即使是正面的评价。莫言介绍，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大多分为两部分，一类比较浅白、简单，发表在报纸上。严肃的比较有深度的评论则是发表在学术性强的刊物上。报纸上的文章更多的是配合书籍的销售。至于西方媒体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莫言最害怕存在这样一种误读：“本来不是政治的东西，他们理解成政治。本来是象征的东西，他们理解成为现实。”这一点得到了帕慕克的认同：“我希望读者不是从我的作品中寻找政治，而是感受文学。”

帕慕克在北大附中的演讲中谈到了想象力：“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其最伟大的品质，在于像孩子一样遗忘世界，无拘无束地乐在其中，与已知世界的各种规则游戏周旋。作家的眼光会投向未来更为深沉的责任感。”在两位作家的交流中，想象力再次成为重要话题——

莫言：我听您的演讲，您把很多复杂的东西都讲得很通俗。有的作家把自己的故事变成别人的故事，有的作家把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您在这两方面都有兼顾。有一个难点，把别人的故事转换成自己的，依靠什么来完成？

帕慕克：我不去做，但小说艺术教会了我。即使您写自传，别人也会把它当成小说。我的技巧就是写作，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待。

莫言：我的经验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作家有一种能力，就是推己及人。

帕慕克：您是想作为一个他者？还是……当然了，我们都想到了他者，但是写作完成后，会有人来阅读。

莫言：最重要的是主体在起作用，自我在起作用。对他人的所有的想象还是建立在个人的人生经验上。

帕慕克：非常同意。但是，并不是别人在阅读，而是我们在用技巧写作，然后想象。我２３岁就开始从事创作，我的家人说，你一点都不懂人生，你还想写作？那时我非常讨厌。现在，过了几十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可以写作了。当然了，个人的体验非常重要。观察也非常重要，观察使我们了解别人。

由于要借助翻译，两位作家的沟通在某些细节上仍然有一点点隔膜，但他们仍然就一些文学想象的细节描述进行了探讨。

在记者看来，正是这种想象力的存在，使得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与帕慕克最为著名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的开头在叙述方式和风格上惊人地相似，两部作品同样让一个故去的人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作为开场，莫言的作品在时间上晚于《我的名字叫红》，但彼时，那部作品还没有中译本出版。对于这样的巧合，帕慕克笑着告诉记者：“所以，我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

帕慕克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但他似乎更喜欢自己作家的身份：“作家的身份使我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莫言同样担任着山东大学的客座教授，有意思的是，莫言说自己不拿报酬，目的就是想要获得自由。

两位作家告别的时候，莫言把自己英文版的《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送给帕慕克和德塞。帕慕克则在自己中文版的作品《雪》、《我的名字叫红》上签名送给莫言。当莫言受一个同事之托，拿出一个孩子自制的签名本希望帕慕克签名时，帕慕克非常耐心地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拖着长长的尾巴。并写上“ｈｅｌｌｏ，Ｉ ａｍ ｐａｍｕｋ”（你好，我是帕慕克）。值得一提的是，帕慕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教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