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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定位道德底线

时间:2008年06月06日  06时38分   作者: 柳小荷 李丽君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著名作家海岩

那一年的唐山,这一年的汶川

小说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吗?

海岩:很多都是真实的事情,很多都是我经历过的。当然,人的记忆总是存在片面性的,我也只记得我片面地看到的那些东西。我想,现在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们看后,会有感慨——那是中国的另一个时代。

我曾经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还喊着口号——抗震不忘反击“右”倾等。那是一个政治运动的时代。

当时,你们是怎样跟震中和外界的人联系呢?

海岩:我清楚地记得地震20天之后,我们从唐山的郊区骑车子进城。没有电话,完全靠拉线。可能就是十里地才那么一个电话,大家都争着去打那个电话。

和汶川大地震相比,还有没有什么不同?

海岩:那样的大环境,决定了我们没有现在这样幸运。在唐山大地震中,24万人的死是对人类的生存极限和生命价值很大的挑战。可是,当时又有多少人在关注呢?

我在唐山赈灾一个月,凉席都没有,就睡在地上,更没有外援的帐篷,都是自己找材料搭建。回想起来觉得当时非常的渴,我清晰地记得喝的第一杯水,半杯是水,半杯是虫。

而今天的汶川地震,全世界都在关注。用现在的汶川去想象当年的唐山,那是完全不可比的。我们应该看到进步。

32年,我们回头去看,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国力上,民心上,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从我们国家对地震、灾区的救助行动来看,我也对灾区的重建和恢复很有信心。

知识分子要支出自己的思想

有人说,汶川大地震几乎是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海岩:这说明人们在重新认识善与恶,重新定位道德底线。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给了我们的善良一个释放的出口,同时也激发了我们人性本能的发挥。

怎么理解释放善良的出口?

海岩: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我也是一个很压抑的人。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天一定是蓝的,人一定是美的。但是我们后来成长的时代,却是不干净的,到处充满着物质交易。这个时候,我们的“善良”是没有空间的。我们“善良”了,我们就成为“傻子”了。我们也渴望有一种情感的释放,对“纯美”东西的追求。

您之前创作过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吗?

海岩: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一张新闻图片的。图片上是一位老太太倒卧在路边,旁边围观着一大群人。这时候,就有一个好心人,跑到老太太的家里,把她的亲人叫来了,然后把老太太抢救过来了——当然,很多媒体都抨击这个事情,认为有能力去拍照片,有时间跑到家里面,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扶老太太一把呢?

但是我就说啊,我们不能去指责这些人。因为作为人来讲,每个人都有“善心”,在不伤害或者稍微伤害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会去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但是在极大伤害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很难做到了。

所以说,要想让人们做好事,需要这个社会做出“制度安排”。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可以让人们做好事不会有顾虑?

海岩:这个“制度安排”就是做好事有好报,而不是“来世再报”。如同很多宗教追求来世,讲究轮回,就是因为现世不报。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的进步,通过这次地震来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级管理机构,我们所有的知识阶层都应该去呼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规则到舆论都建立起来。

在对灾区的救助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加入了慈善事业的工作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海岩:一个国家,它的正常肌体中就应该包括慈善事业。可以说,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应该是这样的。

由于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个人财富,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支出思想;我们在社会上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和影响力,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呼吁,除了积极捐献财物之外,这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事情。

生命在这个时候也需要安静

在灾后救助工作中,我们有没有需要反思的问题?

海岩:我没有深入到这次地震的现场,不了解现场的状况。对媒体而言,我认为要避免极端的报道。各家媒体都希望自己的报道更引人注目,但是在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很特殊的情况下,就媒体的良知而言,报道要有限度。比如,一些媒体在不停地追问幸存者。我觉得,生命的关怀,在这个时候,也需要安静的。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网上发布的信息,既推动了抗震救灾的工作,又阻碍了抗震救灾的工作。比如,在网上一些外国企业被说成抗震救灾的冷眼旁观者;但之后报道说,他们其实捐赠了大量的物资。网络的特点是很及时、很直率,但缺点是不冷静、不确切。

一批又一批的心理专家前往灾区,给受灾的家庭做心理辅导。这样的心理咨询对于他们重建精神家园有什么样的作用?

海岩: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安抚和镇定的作用,让受创伤的人们的思想不要纠缠在这个事件上,还有那些恐怖的场面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必要的,是有意义的;但至于说未来,我们去摆脱这个阴影,我们的精神重建,那肯定是需要靠自己的。

任何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都只是在启动我们自我的意识。怎样从灾难中走出来,坏事是否可以变成好事,这一点,仍然要靠我们个体的心理素质和自己的精神力量。

对灾区孩子的关怀是我们重建家园中很受人关注的一个部分。您在这方面有怎样的想法?

海岩: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关心奶粉的问题,食品的问题,上学的问题。但是,在以后的路上,我们成年人更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怎样让灾难成为孩子们的精神财富?怎样让他们更坚强,更成熟,更富有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他精神,更有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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