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仍会遭到拒绝，“会见难”的问题一如既往地困扰着律师们。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局、公安局等六家单位联合制定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过渡措施”化解目前律师会见难的尴尬局面。（６月１０日《北京晨报》）

“与律师法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过渡措施，这部规定明确了律师会见的具体程序，具有推动作用，有一定的进步。”北京律师协会许兰亭如是说。作为缺乏与司法公权进行博弈能力的律师来说，六部门规定有一些进步已经难能可贵了。但是，我们何时能走出“法律不如文件有效”的潜规则呢？

比如六部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预审部门应设置律师接待室，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办案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４８小时内开具《安排律师会见非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由律师接待室尽快通知律师并安排律师会见。但是，《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换句话说，法律规定律师可以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六部门的规定仍然必须要有公安机关出具《安排律师会见非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律师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这充分表明，六部门的文件已经部分地蚕食了《律师法》的规定。

《律师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北京六部门的规定连规章和司法解释都算不上，按道理说，《律师法》在法律位阶上不知高出六部门规定多少级，但是，六部门的规定就是可以修正《律师法》的规定。并且，如果没有六部门的规定，《律师法》实施是寸步难行。在北京，包括许兰亭律师在内的许多律师，他们在新《律师法》生效后仅仅手持新《律师法》规定的“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没能会见到委托了他们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北京如此，在河北，６月２日，邯郸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谷守太，来到邯郸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准备当日会见羁押在该所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他也碰了“软钉子”。

“法律不如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不如座谈纪要”，这种法律位阶越低，效力越高的“潜规则”由来已久。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对于大多数执法者来说，直接管理他们的不是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而是他们的上级机关和他们的上司。如果上级机关的文件与法律不一致，他们当然会遵守上级的文件而不是法律。

北京的六部门规定比起以往来说，有进步，但“法律不如文件有效”的问题，需要我们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