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诗人被震醒

公元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历史记住了这一刻，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了生命，几十万人遭遇了伤残，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到处是瓦砾，到处是呼救，“汶川啊，汶川／此刻你让整个共和国寝食难安”（高洪波《致汶川》），“冰冷的数字一直在涨潮，每一张报纸的头条都是黑色的”南蛮玉《哀歌》，“这是死亡的数字和死亡的黑暗，如今却只剩下发白的太阳在头上——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五月，没有温暖的房子／只为悼念而存在”（苏浅《亲爱的家园》），“夜晚，中国失眠了／灾难敲击着中国的土地”（王干《手颂》）。

中国被震醒了，世界被震醒了，一场拯救人民的战役迅速打响，一场与灾难争夺生命的特殊战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开，“共和国一声呼唤／神州大地顿时／涌起一片真情的大海”徐明德《生命的色彩》，“每个人都成了红十字会，捐献着爱与安慰，祈祷着平安”（潘维《为汶川地震写下的》）。“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邹静之《我们的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绝后的大抢救，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悲歌。

诗人被震醒了，沉寂了多年的诗歌突然爆发了。没有人号召，没有人倡议，没有人串联，一夜之间，我们读到了那些感人肺腑的诗歌，我们读到了那些久违的情深意长的好诗。中国大地汹涌着诗歌的浪潮，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的博客上出现了大量的以汶川地震为主题的诗歌，其他的文学网站、诗歌网站也贴满了诗歌。５月１９日那一天，内地一个网站的聊天室就有全国各地网民上传和转贴的超过一万五千多首诗歌和评论。他们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震惊，对生命逝去的痛惜，对父母、老师、救援者以及其他拯救生命的人的赞美。很多地方的广播电台，也在朗诵带着泪水的诗歌。传统的媒体也不甘落后，一些很多年没有发表诗歌的报纸，都拿出一定的篇幅来发表诗歌，一些诗歌团体和诗歌刊物也组织了诗歌朗诵会和诗歌征文，《诗刊》、中国诗歌学会、《星星》、《扬子江诗刊》等在全国范围内出版诗歌专辑和诗集。在一些民间组织的哀悼活动中，烛光和诗歌一起痛悼大地震中的遇难者。在《爱的奉献》的晚会现场，众多的明星一起朗诵诗歌。

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在网上一出现，便被广为传诵。这首写给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和母亲的诗歌，在央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等多家电视台赈灾节目中被朗诵，被《南方日报》等全国近百家报纸刊登，甚至法国的一家报纸也用整版刊登了这首诗歌，人们听到和看到这首诗后最多的反应就是“我哭了”。上海一企业家陈某读了此诗后，再次向灾区捐出了６００万元，捐款总额达到１０００万元；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在千余名旅法华人为遇难同胞举行的烛光祈福会上，当一名女子读这首英文版的诗歌时，在场的人再也忍不住悲痛的泪水。

老诗人重新燃起了热情，屠岸、韩静霆、孙绍振、金波、赵恺、孙友田等写出了新作，高洪波、李小雨、梁平、王久辛、陆健、大卫、柯平、子川等中年诗人也诗如潮涌，年轻诗人伊沙、大仙、叶舟、陈朝华、赵丽华、俞强等更是写了一首又一首，连多年未写诗歌的一些人也加入诗歌行列。邹静之也在地震后第二天就创作出《我们的心》这样感人肺腑的诗作，高洪波等诗人更是奔赴抗震第一线。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名的诗人、一些没有写过诗歌的人也成了诗人。

当几万首抗震诗歌涌现在网络上时，多部抗震诗集也陆续出版与读者见面。其中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的诗集《有爱相伴——致２００８汶川》已经面市。

诗人被震醒了，诗情复活了，诗的读者也回来了。

祖国的意象被重塑被放大

汤养宗好像并不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但他的这首《瓦砾中的中国》很能够传达这次诗潮中的一种情绪，就是对祖国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塑造。他这样写道：

瓦砾中的中国正在站起来，她依然是一道巍峨的风景线／她对所有死去和活着的／儿女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我们有一个永不会塌陷的家，名字叫中国！”

“祖国”是近百年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也是新文学运动中被作家、诗人反复书写的一个巨大意象。祖国的意象在新诗创作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学滥觞初期，郭沫若的《凤凰涅》表达了对旧中国毁灭、新中国新生的渴望，而闻一多的《死水》、《一句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抗战爆发以后，民族危难，国破山河在，艾青、田间、臧克家、光未然等人又写出了不朽的诗篇，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至今在汶川地震中还被经常引用。第三次高潮，是１９７６年“四五诗潮”开端的一次全民诗歌运动以及后起的伤痕文学浪潮，怀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继而对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祖国的意象被反复吟咏。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祖国啊祖国》等都在反思中表达对祖国复杂的情感。最著名的是舒婷的那首《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舒婷以深沉而忧郁的歌声唱出了人们渴望变革的心声，诗的调子并不激越，但感情无疑是深沉的、真挚的。

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人们把对灾区的关注，升华为对祖国的关注，把对灾民的热爱升华为对民族的热爱。这种升华，是自然的升华，是发自内心的升华。中国在地震诗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坚固的庞大的形象。《我要让世界知道，感谢命运让我生在中国——为５·１２四川大地震而作》（李开发）、《中国，我们不哭》打工诗人编辑部、《妈妈，你的眼泪砸痛了中国》（王小弘）、《国难·祭日哀歌》（大仙）等直接以“中国”命题的诗歌数不胜数，来自抗震第一线的叶浪（成都市抗震指挥部成员）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赈灾晚会朗诵之后，广为传播。而“梨花体”的代表诗人赵丽华的《哀悼日，让我们１３亿人一起痛哭吧》更是一反“梨花体”琐碎的日常风，在诗里使用了“１３亿”、“全国人民”这样的大词。悲哀，伤痛，流泪，诗人们充满激情，悲痛欲绝，但没有怨言，和“四五诗潮”的迷惘和怀疑大不同的是，中国的形象被重新塑造，不再是“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有的是“亲人解放军，武警官兵们，／举着火焰般的心啊在黑夜的泥石中奔袭。亲人的哭泣就是滴血的号角。／那些伟大的脚步呵，在传递着十三亿人的心声，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运输的兵车上，”邹静之《我们的心》。汤养宗的《瓦砾中的中国》，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个永不会塌陷的家，名字叫中国！”

这话在以往我们太熟悉了，并不感到有太多的力量，但加上“永不会塌陷”这样的定语之后，你会觉得祖国是那么的有力、那么强大。我们在诗歌里读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实在的祖国，这是在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舒婷的诗歌里所没有的。所以旅居海外的程宝林的诗直言：“中国人是我！这个句子颠倒／也符合语法，却不那么地道／像是出自学汉语的外国人之口／但它更为自豪，口气狂放／当废墟里抬出／和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总有泪水涌出眼眶／我好想找个地方，嚎啕大哭／那些在场的中国人，谁比你们更棒！”

悲情、激情、豪情，构成了“５·１２”地震诗潮的主调，这在理论家们看来已经过时的“宏大叙事”重新释放出光辉来，但即使祖国这么强大的意象并没有排斥柔情。

今夜，我写下“祖国”这两个字／比往日有着更为复杂的感情／只敢轻轻、轻轻地念出来，生怕／稍微一用劲，就碰着它的伤口／其实它的心，比伤口还要疼（洪烛《废墟上的祖国》）。

人的光辉：人民和人性的自然融和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论争中，关于人民和人性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论争，也被简化为“大我”和“小我”的争论，“大我”论者认为，小我必须服从大我，而小我论者则认为，个体生命才是文学的生命所在。这场论争的结果，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小我派”认为大我是假大空，“大我派”认为小我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争论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但缝隙也没有弥合。到本世纪初，诗歌界年轻的一代又爆发了“口语诗派”和“知识分子诗派”的论战，前者以“下半身”为代表人物，后者则以学院派为代表，争论的焦点虽然话题不一，但其实还是围绕“大小”的纠缠。比之上次火药味更浓，也更加狼藉。

可以说，这些争论某种程度上伤了诗歌的元气，双方都以真理在握的姿态去看待对方，去找对方的破绽，其结果是争论好看，诗却无人看。其实，诗人有大小，题材无大小。小诗人把大题材写俗，大诗人把小事件写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写的是个人的失眠，属于精神忧郁症，属于个人的私生活范畴，最多也是乡愁，但却写出了大境界。

在“５·１２”诗潮中，也有一首流传极为广泛却找不到作者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写的是母子或母女被困废墟下面对死亡的对话，纯粹用口语写成（如果分类该属于口语派），说的也是最普通的家常话，没有多少大词和圣词，属于“小叙事”的范畴，但境界不小。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 孩子／你走吧／前面的路／再也没有忧愁／没有读不完的课本／和爸爸的拳头／你要记住／我和爸爸的模样／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朋友／我们说／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你别哭／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妈妈／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来生一起走

这首诗写的是亲情，是人类古老的情感，是最常见的人性本能，但由于置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地震的废墟里，没有阳光的废墟里，黑暗的废墟里，母亲与孩子的对话显出了母爱，也显出了博爱、大爱，“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悲鸣的人性情怀，超越了阶级、财富、城乡、国界、种族的限制，也正是人类面对灾难的共同态度。这也是汶川地震传达给人们的美好情愫。

在这些诗歌中，描写孩子的篇章占了很多的篇幅，也是最为感人的诗章。俞强的《废墟上的书包》、廖辉军的《孩子，请一路走好》、陈让的《母子》、胡弦的《招魂》等都以一种人类悲悯的情怀悼念那些死难的孩子，写出了人性中璀璨的光芒。

尊重人，热爱人，尊重生者，也尊重死者，构成了诗潮的主体结构。朦胧诗潮中，北岛那首《回答》里“在没有英雄的年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名句，是对“文革”时期践踏人性、人的尊严的控诉。那个“人”其实是普通的一个人，却被视为大写的人。在今天的地震诗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洪烛《没有一个倒下的人》里写道：“地震的现场没有一个倒下的人／我心中装着的死者，都是站着的／他们以生前的模样活在亲人的回忆里”，没有一个倒下的人，写得多么庄严和悲壮！洪烛歌颂的是人性，也是人民，不倒的人民

伊沙作为口语诗的代表人物，某些诗是非常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有意放大日常生活，但在这次地震灾难里写的诗却发生了变化。“父亲忽然问：／（吓了我一跳）／‘诗人，你写诗了吗？’／‘写了，写了不少’／‘写，应该写／但你不要像平时那样／写得太灰／你要看到这个民族的长处／多灾多难但又生命力顽强／是灭绝不了的／我始终认为／熊猫会灭种／我们民族不会灭’”。诗的写法依然是伊沙式的，但诗的内容已经是民族这样的大问题。可见所谓的“大我”和“小我”并非水火不相容，或者说泾渭分明的。人民首先是人，美好的人性也是人类的共同感情。

谁拯救了诗歌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文学的边缘化首先是以诗歌的边缘化乃至淡出为特征的，诗歌逐渐丧失了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人们心中的皇冠位置。虽然写诗的人数比过去有增无减，但读诗的人数却并不乐观。读者的流失，才是文学最根本的失落，也是真正的边缘化。中华民族的诗歌发展史表明，真正的诗歌高峰都是以广泛的群众基础做铺垫的。

曾经广为流行的功能转化论为诗歌的边缘化找到合理的解释。功能转化论者认为，诗歌原有的功能被报纸、流行音乐、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兴的媒介所取代，失去了读者也是必然的。但这一次汶川大地震，这些媒介依然存在，尤其是不少电视台２４小时的滚动直播，对受灾现场的同步报道，可以说开创下中国新闻史的先河。加之网络这个民间媒体的补充，人们掌握的资讯及时而丰富，是诗歌难以承载的信息量。按照功能说的理论，人们应该得到满足了，但是客观的资讯并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悲情和热情，人们反而使用上诗歌这个古老的手段。这是什么原因？别林斯基在《诗的分类和分型》中说过：“事件构成史诗的内容，像风飘过琴弦一样震动诗人心灵的瞬间感觉，构成抒情作品的内容。”资讯和信息虽然充分，它们震动人的心灵，但要表达心灵的瞬间感觉，还必须是诗。汶川地震像飓风一样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感情淤积在那里，要抒发，要表达，诗歌就是最直接也是个人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没有消亡，诗歌的价值依然是其他载体无法替代的。关键在于，诗歌如何拨动人的心弦。

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古人对诗歌命运的概括不无道理，但诗歌本身亦有其特殊的艺术规律，我们这些年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是不是进入了某种误区？“５·１２”地震引起的又一次的民间诗歌运动的浪潮，说明诗歌的艺术生命常青。同时也说明，文学创作需要尊重艺术规律，好的艺术作品往往产生于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再一个就是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能释放一个作家的创作能量。“５·１２”诗潮中，写作者没有想到得奖，也没有想到稿费，甚至没有想到发表，更没有想到去讨好谁，很多的诗歌都是佚名传播的。出自心声，源自真诚，诗歌回到了它的源头，文学回到了它的源头，诗的生命力、文学的生命力就复活了。

最有意味的是这一次诗潮的传播方式，恰恰是前两年对诗歌进行恶搞的网络。２００６年网络上出现的“梨花体”，是网民对诗歌的一次全面性的恶搞，以至于有人嘲笑在电脑上回车（分行）就是写诗，让诗的尊严和唯有的神秘荡然无存，诗歌进入有史以来的低潮。但这一次地震诗的发布、传播又凭借于网络，那些前不久还在嘲弄诗歌的网民一夜之间又成了诗的“粉丝”，很多人自己也成了诗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么热爱诗，中国也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在短短的时间内会涌现这么多带血带泪的诗歌，哪怕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倡导的全民诗歌运动，甭说质量，就说数量也难以企及。而这又不能不感谢网络这么一个公众自由参与的平台。

在一个资讯发达、传播快捷的时代里，网络在制造垃圾的同时又屡屡制造创造很多奇迹，这一次“５·１２”诗潮虽然不是网络单方面创作的文学奇迹，但它昭示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正义、善良、悲悯、爱，是永不消失的人类的大主题，是诗歌也是文学必须紧紧拥抱的。

５．２８完稿于润民居，泪不能禁。５月２１日的天安门广场，沉静的标语，呐喊的精神。

据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６月１０日，青川县的两位小朋友在打篮球，赶走阴霾，这里吹起奥林匹克风。

据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