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那年月，想读几本好书着实不容易。比如，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我就是花了六年时间才读完的。不过，这可并不是因为我看书太慢的缘故。
１９７１年初，我当兵来到新疆南部的疏勒县县城。那时，正是书店无书、图书馆封门的年月，要想弄到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刚从新兵连分到汽车班，我就在一位老兵那里发现了一本《战争与和平》。我兴冲冲地翻开扉页，见是第二卷，高植译的，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老兵告诉我，这本书是他奉命从南疆军区图书馆将“封资修”的“毒草书籍”运往造纸厂化纸浆时，冒着风险偷偷保存下来的。尽管是没读第一卷就先读第二卷，许多情节叫人摸不着头脑，但我仍怀着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那美妙的感受，很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描写的那样——身处“呕哑嘈杂难为听”的噪音环境中，一旦欣赏到“京城女”的琵琶乐曲，顿时觉得“如听仙乐耳渐明”了。可惜，老兵仅有这本第二卷，想读其他三卷，只有等待。
一晃过了一年多，我已成了老兵。一天，我在一位同年入伍的北京兵“老乡”手里发现一本《战争与和平》，迫不及待地要过来一看，原来是第一卷不过与我读过的第二卷译者和版本不同，是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我央告“老乡”读完后一定转借给我看看。他为难地表示，这本书的主人爱书如命，限他四天之内必须归还。我亮出了“已读过第二卷”的王牌。“老乡”这才慷慨地把书让给了我。之后的三天，我简直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拼命。下了早操读，出车归来读，夜里熄灯后还要点起蜡烛接着读……就这样见缝插针、昼夜兼程，终于在三天限期内读完了这本２９万字的第一卷。
第三卷真是姗姗来迟。直到１９７５年，才朋友托朋友地从十几公里外的喀什师范专科学校的封存书库中悄悄借到手。为了到喀什借、还这本书，我骑自行车跑了整整２６公里路。好在这次时间限制倒比较宽松——１５天，我得以从从容容地品味了一遍。三卷读毕，盼望第四卷的心情更为迫切，恰似“大旱之盼云霓”一般。
１９７６年，我自新疆回北京探亲。帮助家里卖旧报纸时，在废品收购站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没有封皮、扉页，只有书脊的《战争与和平》。我捧起书拂去尘土看了三行，便立马断定，这正是我企盼已久的第四卷我的兴高采烈，使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顿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疑窦。我好说歹说，甚至跑回家穿上了军装，并且掏出军人证请他们过目，才总算如愿以偿，得到了这本缺了七八页的书。在返回新疆的列车上，我读完了第四卷，松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读一部书竟用了６个年头，想读几本好书，真难呀！（作者现任职于总参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