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青春》的顾小虎先生光临寒舍。坐下不久，便兴致冲冲地要看书房。他是一个书迷，他不藏书，但喜欢看好书。我指指卧室，他看到电视机、游戏机、席梦思和跻身其中的一张写字台，很有些失望地问：“书？”我告诉他，为了腾出空间，书都“坚壁清野”了。他有些怅然，便不语了。

对此我已经麻木了。十几年前，我曾节衣缩食发疯地购买中外名著，订阅各种报刊，当时书很便宜，当然维持生存的费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昂贵。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便是拥有一间书房，做一名作家。

如今，爬格子的职业想辞也辞不掉，因为除了会“码”几个字外我便别无所长。可书房却像地平线一样可望不可及，甚至我有一种错觉，字“码”得越多，书房越遥远。

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与“培养”，我写作已经不奢望有一间清静的书房了，我已经习惯于野战和游击战的方式，白天能写，晚上能写，电视机声里能写，麻将声里也能写，家里能写，办公室能写，五星级宾馆能写，地下室招待所也能写。

这也是一种职业的需要，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不论干扰多大，对方队员踹你，小报记者臭你，观众哄你，裁判坑你，甚至老板藐视你，同伴调侃你，你都得踢好球，你都得射门，你都得进球。这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自以为我的抗干扰能力是达标的。当然，如果写作的条件改善些，我会写得从容些，完美些，也更多些。这只是一种假设，或许我就是一个“穷”而后工的命呢。

与我朝夕相处的书不能像我这么平民化，这么游击化。书是贵族，它需要安静，需要宽敞，需要自由流动的空气，也需要人的亲近和抚摸。这些年来，我由衷地感谢书赐给我的知识、智慧和灵感，由衷地感谢它在我寂寞和孤独时给予我的温馨和忠诚。很难想像，没有书的岁月与囚徒的生活有什么两样。

遗憾的是书跟我受尽了委屈。一类被我无缘无故地抛弃，每次搬家，首先淘汰的便是书，因为书沉重，也因为书多，日积月累确实多。人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异常无情无义，那些被淘汰的书当时便是你用带着体温的钞票购回家的，此时或许已经没有用了，或许难得用上，便叫人家“离休”，那滋味确实不好。

我每次搬家总是将这些旧书委托亲友代管，而不愿直接送进废品站。因为一旦卖了，就再也看不到了，存在亲友那里，还可以看到。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这些书也一诀永别了。

幸存下来的书，“日子”也未必好过。由于没有书房，她们只能层层叠叠地在一起，家里的两个书橱照例放成双排的，书橱顶上再堆到屋顶，书们拥挤得像在挤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似的，经常是已被挤得手脚不能动弹了，还得再塞一两位上“车”。

不只是书受尽了委屈，我在使用时也极不方便，由于书是双层放的，里面的书脊无法看到，有时为了核对一个资料或一段引文，几乎要把整个书橱翻个身，往往等找到那本书时已经精疲力竭，写作的情趣大减。

奇怪的是有一位汉学家对我的文笔感兴趣，赞扬我的论文少用注释，认为注释体现了西方人好实证的思维，而东方人注重感悟灵动，注释太多有损文体美感。这位老外哪里知道注释与书房之间的那种奇妙联系。

现在，我望着家里立在书橱里拥挤不堪的朋友们，愧意像虫子一样蛀着我的心：对不起了，沉默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