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动力学的原理，反腐败不仅需要动力，而且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力。否则，很难真正成功。笔者认为，整个社会的鼎力支持是促使香港肃贪倡廉成功的基石。正如香港廉政专员黄鸿超所说，倘若没有市民的全力支持和同事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廉署将难以阻遏贪污罪行。

香港社会和公众对反贪倡廉的支持体现在调查、预防和教育的全过程，在查处方面主要是配合调查和提供线索。律政司和法院的支持不必多说，因为有法律程序作保障。政府部门除了配合调查之外，每年还会向廉政公署移交很多案件线索，２００３年共移交１９０宗，占４．４％。另外，社会各部门对廉署工作的支持也很突出。１９７７年开始，香港普遍建立起了一种责任制度，如果某个部门经常出现可能导致贪污的严重问题，已经形成风气，领导应当可以看到、可以处理，但是没有处理，那么领导就有责任，尤其是“一把手”必须担责。在这种制度下，各级部门的领导就不得不重视并带头倡导反贪行动。廉署经常召开规格很高的反贪研讨会，很多情况下会邀请特首到会。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廉署分别召开高层研讨会，邀请每个部门的前３位领导共３００余人参加，自上而下开展预防工作。这样做能使很多困难迎刃而解。

香港能够跻身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行列，得益于一个廉洁及公平的商业环境。商界明白这一道理后，逐渐对防止贪污及提高诚信采取积极态度，他们主动接受廉署监管，参与一些大型活动并投入一定的资金。此举大大扩展了反贪倡廉的社会参与程度。廉署和工商界的合作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４年，廉署和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举办了商业道德座谈会。１９９３年，香港政府明确提出，廉署牵头与各大商会及专业团体合力开展商业道德推广运动，以维护香港廉洁的商业环境。一年后，廉署、中总和另外五大商会联合举办了商业道德会议。１９９５年，廉署在六大商会的鼎力支持下创立了香港道德发展中心，全力推广商业道德。此外，廉署还与专业团体及各行各业，如香港会计师公会、工程师学会、建造商会、测量师学会等合办防止贪污舞弊研讨会。

在香港，举报在反腐败中的地位十分关键。广泛的举报监督网络为廉署提供了足够的案源。廉署每年收到大约４０００余件举报，其中９０％以上来自市民。在这里，市民举报、投诉都发自内心，是主动的、无条件的，他们不是为了奖金而举报，而是十分单纯地希望通过举报将贪污分子绳之以法。在这里，署名举报中大约９０％以上是可查的，匿名举报能够追查的不到１０％。廉署成立初期，署名举报大概只占三分之一。而到了２００３年，署名举报占到了总数的７２％。举报数字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仅反映了市民反贪的决心，而且表明市民对廉署肃贪的信心不断增强。２００３年廉署的民意调查显示，近９９．３％的被访者认为廉署值得支持，９４％的被访者对廉署工作有信心。

香港还有一种社会监督机制督促廉署坚决反贪，这主要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力量，依赖于公众的监督。香港的媒体非常发达，传媒监督进一步加强了廉署对公众的问责意识。如果廉署发现犯罪不处理，或者出现其他问题，当地媒体都会迅速报道，廉署专员就会感到一定的压力，必须找时间向公众作出解释，即使在休假途中也要马上回来处理。此外，香港行政长官委任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独立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廉署的工作。

笔者想，如果说３０年前香港政府在社会和公众的推动下作出反贪倡廉的理性选择，如今又在社会和公众的推动与监督之下致力于反贪倡廉，那么现在，廉署除了一如既往、发扬光大反贪事业之外恐怕别无选择。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