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牵连性和规模化发展，促使我们不得不从体制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只有充分发挥地方从大地的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应根据各地实际，及时调整思路，制定更加科学的规范，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１月１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认识。

腐败问题各国普遍存在，但根治腐败问题各国的思路却有所不同。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发扬党内民主，保护党员的基本权利，广泛接受群众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然而必须看到，腐败的产生存在着体制上的原因，如果在某个行业某个部门，党政“一把手”出了问题，那在该部门就很难出现“独善其身”的人。这种腐败的牵连性和规模化发展，促使我们不得不从体制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各级地方人大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地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地方政府首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直接向地方人大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有利于克服行政管理层次过多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在一个地区更广泛地接受选民的监督。可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操作的途径正好相反，地方人大的负责人往往由上级指派，地方政府领导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也是由上级部门任免，地方人大只是扮演一个事后确认的角色。这样的运行模式不利于群众对权力的监督。由于上级部门的监督属于金字塔形状，层次越高的部门，对下级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了解越不全面。这就为地方官员腐败提供了巨大的制度空间。

在中国古代，使用钦差大臣的办法督促地方官员勤政廉洁。由于这种带有随机性、临时性的监督措施不能从整体上防范地方官员贪污腐化，所以在中国历代王朝末期，总会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体制上解决了封建王朝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人大代表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人大的监督工作正在趋于正常化。但笔者以为，要想解决腐败问题，还必须正视并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正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民代表比例失调问题。

按照我国的选举法，农民代表的比例要低于城市人口代表的比例，立法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制度设计，可能是考虑到农民的素质问题。其实，农民代表并不一定是农民。凡是愿意深入到田间地头，并且为农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符合代表资格的公民，都可以通过竞选取得农民代表身份。换句话说，只要愿意为农民服务，并且经过农民选举产生的代表，都可以被称做是农民代表。事实上，现在的农民代表，要么由政府官员担任，要么由参政议政能力不强的农民劳动模范担任。这样，从客观上削弱了农民的权利，削弱了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据笔者统计，在连续５年暴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中，９０％以上是属于不发达地区官员腐败案件。因此，必须增加农民代表的比例，让更多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到人大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其次，要进一步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让政府官员、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各级党的负责人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

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在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利益调整问题，各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只有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才能得到选民广泛的支持，也才能消除腐败问题。

再次，必须加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机关文化建设，必须制定严格的公务员道德守则。

在现实生活中，凡是那些充满着民主气氛、上下级关系融洽的国家权力机关，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就很小；凡是那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独断专行、上下级关系不正常的国家机关，腐败现象就容易发生。因此，加强机关文化建设，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对遏制腐败会起到一定作用。在有些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公务员道德守则，要求公务员在法律之外必须恪守职业道德，不得积小错为大错，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去年１１月２２日召开的全国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明确提出了“五不准”（不许违规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跑官要官”；不许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的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牟取非法利益；不许参与赌博；不许借婚丧嫁娶之机收钱敛财），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这是完善党政干部道德守则的重要举措。今后，党的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应当针对现实生活中容易发生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编制公务员道德守则，随时提醒公务员廉洁奉公。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根据各地实际，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及时调整思路，制定更加科学的规范，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发生。那种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应当及时消除，我们必须从动态的角度随时调整反腐败制度，从根本上巩固反腐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