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别介绍了知情权的起源和由政治权利向商业权利的“变异”。但知情权所引起的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公开”和“保密”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私人的“密”要保，“公家”的“密”也要保。顺便说一句，在多数国家，未有知情权之前，有关政府信息保密的制度是早已有之。即便是英国那样历史悠久的法治国家，通过《信息自由法》（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也不过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的事，在此之前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保密文化”，宪法惯例和成文法为民众获得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设置了重重屏障，直到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信息自由的呼声才逐渐高涨。我国也是一个喜欢“保密”的国家。有一次，我突然接到所在单位组织部的通知，要我带证件前往领取机密函件。由于不知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我迅速赶到。自报家门并出示证件后，工作人员将一小小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我面前，并反复晓以保密法义务。我看到信封落款为国家某部委，料想与自己承担的课题有关，于是主动在工作人员面前打开信封，由她来判断保密的级别。结果在我预料之中，信函的内容是课题经费的下达通知。由于经费是通过我所在单位下达给课题组的，甚至连个人隐私都算不上，却遭受了如此隆重的待遇，也让我切身感受了“保密”之泛滥。而现行《保密法》及相关法规中“机密”定义之含混，不仅造成不该保的“密”无处不在，而且导致该保的“密”却泄了出去（危害更大）。真的到了该改改的时候了。

在绝大多数国家，国防和外交利益、稀缺的自然资源等，都是政府为自己行为保密的合法合理依据。但是，政府的保密如果是没有道理的，民众又如何监督呢？对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检举，是否也应当受到相应的保护呢？这不仅关系到“公开与否”的问题没解决之前始终要防止以任何方式泄密，而且还关系到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因此，检举制度也成为与知情权相关的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国外有些学者给检举者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吹哨子的人（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他们是为维护知情权而拉响警报的人，当然应该受到保护，而对他们的保护应当是政府的义务。“吹哨子的人”不应当被视为“刁民”或者贬义之下的“告密者”，而应当首先被假定为知情权的捍卫者。当然，恶意诬告者除外。不过，是否属于恶意诬告，也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因此无论如何，“吹哨子”的法律渠道必须是畅通的。检举信回到被检举对象的手中、检举者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不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而应当被视为“毒瘤”，不仅发现后要彻底铲除，而且还要建立适当的制度，减少其生长的机会，恶化其生长的环境，从而保护知情权的健康成长。

在国际法上，知情权已经成为当代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国内法上，众多的国家试图或者已经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对这项权利的保护，并不是宪法里的一句话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也就是说，宪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必须通过现实意义上的一项系统工程才能完成。在这项系统工程中，“政府信息公开”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紧跟着还有对个人隐私和商业利益的保护，国家机密的保守，新闻出版制度和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规范，检举制度的建立等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还会有新的内容不断地添加进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和努力，因为它关系到全社会每一个主体的基本权利。（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