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用公款进行彩票投资一旦案发，应否追缴“赃款”等相关法律问题，是摆在彩票市场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专家指出：回答问题的关键要看彩票出售方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者的利益应受法律保护。
我国从１９８７年发行彩票以来，已经走过了１８年的历程。随着彩票种类和资金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彩票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公益彩票被人们称之为“微笑的纳税女神”和“无痛的税收”。而通过“博彩”这一极具戏剧性和风险性的经济活动，社会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天上掉馅饼”的戏言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现实……
然而，彩票这个诱人的“馅饼”也可能蜕变为危险的陷阱。因奢望有一天“馅饼”砸中自己，不知从何时起，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甚至偷盗、抢劫、诈骗等等的犯罪行为，也与博彩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金融系统也因为“馅饼”的引诱而成为职务犯罪的“高风险区域”。近两年来，仅河南省银行系统，就接二连三地爆出了好几起金融系统职工为购彩票而挪用公款的经济犯罪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不仅给金融单位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地扰乱了彩票市场。如何规范彩票的交易与管理制度，成为当前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沉重话题。
“金融耗子”的大手笔投注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９日下午，河南省登封市一个贴着大红双喜的家属院里，２２岁的新郎倌王鹤立在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的众目睽睽下，前往市公安局投案自首。王鹤立是登封市某信用社出纳复核员，在任职期间，他为买彩票中大奖挪用公款２９４．５万元。只是在他结婚请假更换出纳员时，单位才发现了问题，通知他去对账，才有了前面的一幕。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４日，王鹤立被登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批准逮捕。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凌晨，清丰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孙社伟突然被手机铃声叫醒，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清丰县支行古城营业所会计申建军的哥哥说弟弟一时糊涂，与单位其他３人共同挪用公款７００余万元，欲到检察院自首。孙社伟立即向县检察院领导汇报。１５分钟后，申建军来到了检察院反贪局投案。
据申建军交代去年１２月底以来，包括负责人梁宏钢和他在内的营业所的４位工作人员，伙同濮阳市一体育彩票投注站营业员沈某，共同用公款购买彩票以从中牟利。４人利用职务之便，以沈某和其妻子的名义在农行虚开了许多大额账户存单，而后４人再由一人进行随机选号。开始投注时，４人也曾屡次中得小奖，尤其是一次中得一个１２８万元的大奖，使他们欣喜若狂，幻想一夜暴富的美好生活，这更加刺激了４人挪用公款购买体育彩票的野心，于是４人继续挪用公款在清丰县、濮阳市的多个体彩投注点投注，以期更大的中奖率。同时，为抹平每月一次的资金盘库，４人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将资金缺口予以“掩盖”。今年３月份以来，由于挪用公款缺口较大，眼看无法填补，４人经商议，决定铤而走险，最后进行一次体彩“重投”，以争取最大份额的中奖。为防止目标过早暴露，决定由４人中的程国杰出面在几个比较熟悉的体彩投注点投注。
３月３０日他们将两笔共３００万元打到沈某账户上，并从下午４点开始打印彩票，到６点３０分体彩投注截止时间，４人向该体彩投注站购买了２８０余万元的体育彩票，后将剩余的２０万元资金也一并划转给了该体彩站。晚上体彩开奖后，４人挪用的２８０余万元巨款投注竟无一中奖！４人顿时傻了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４人决定于３月３１日集体向县农行领导自首。当天夜里，走投无路的申建军向家人述说情况，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清丰县检察院反贪局自首。
４月１３日，轰动全国的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清丰县支行古城营业所工作人员集体挪用７００余万元公款购买彩票案中的５名犯罪嫌疑人被河南省清丰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截至记者发稿时清丰县检察院已追缴赃款５５０万元其余款项正在全力追缴中。
投注站有无审查义务
案发３天后的４月２日，记者赶往清丰县采访。在为期两天的采访过程中，随着案件细节的层层剥离，记者窥见此案背后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幕……
据办案检察官们查实：３月３０日当天，体彩“排列３”（一种彩票中奖方式）共在河南地区发售了６００余万元，仅梁宏钢等４人就购买了近３００万元，而按照体彩投注站的管理规定，每一个体彩发售点每天（期）最多只允许发售５万元（打票机的出票数额被锁定在５万元以内）。据４个人的“购彩帮办”——经营着一个体彩发售点的陈海涛声称：因为３００万元的巨款要打６０万张的彩票（每张５注），他临时又找了另两个发售点的打票机为他们４人“专职服务”，一秒不停地狂打了一整天，直到当天的售彩时间结束时，还有２６．５万元未打完。那么，每天只能发售５万元数额的售彩点，是如何获得“通融”，能够被允许售出近３００万元天文数字的彩票的？对于梁宏钢等人一次斥资近３００万元这样明显属于非理智的“大手笔”购彩者，彩票发售方有没有义务询问、核实购彩款项的来路？
遗憾的是，彩票业发展到今天，尽管已经走过了１８年，却是一直没有一部基本的、系统的彩票行政法规出台，规范彩票的制作、发行、兑奖等程序。去年，陕西“宝马彩票案”曾一度引发了业界沸沸扬扬地呼吁国家尽快制定《彩票法》的议论，但至今连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就呼声很高的《彩票管理条例》也没有出台。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告诉记者，按照河南省体彩中心的有关管理规定，每个投注站每天的销售额度是有所限制的，超过５万元的投注必须向省体彩中心汇报，必须将投注的资金打入“交费卡”中。显然，投注站为了提升自己的销售额而严重违规的做法是错误的，投注站一是有义务审查大额资金的来源，二是应及时向体彩中心报告，不应违规出票。
“从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看，彩票发售方对购彩资金并无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检察官阚林说，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谁占有它谁就拥有支配权。购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上不外乎是一种买卖关系，而有关买卖的现行法律规则并没有规定出卖人必须审查买受人的资金来源。其实，让出卖人去审查买受人的资金来源，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而且，从促进交易的合同法原则讲，法律也不应该设置这样的审查义务。
投注后的“公款”归谁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清丰县检察院是将梁宏钢等人购买彩票的公款视做“赃款”。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赃款必须返还受害人或上缴国库。那么，投注站如何处理这笔本应该收账现在看来却注定要亏空的彩票款项？
早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河南省体彩管理中心就下发了一份《河南省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网点资金、额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该《办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彩票交易风险。其规定，省体彩管理中心下属的各个投注站的日销售额度从５万元下调到２万元。同时，“指定缴款日”由原每月逢“１、６”日改为现每月的逢“１、４、７”日。在“指定缴款日”，各网点必须将本结算期应缴彩票款及时、全额上缴，不得擅自占压、挪用彩票资金。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红头文件上还特意规定：在非“指定缴款日”，网点累计应缴款达到或超过两万元的，须将应缴彩票款缴存到“缴款卡”内。凡一次性销售彩票达到５万元的大额资金，规定网点必须先缴款，并由管理站工作人员监督业主将“缴款卡”内的彩票款电汇到省体彩管理中心账户。河南省体彩中心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说：“这事对省体彩管理中心震动很大，这几百万元的账如今还在挂着，我们把它看做一件大事故来处理。”
对此，冯百鸣所长认为，公款的归属问题可能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从《刑法》的角度来看，梁宏钢等人用公款购买彩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清丰县检察院所扣押的款项应视做“赃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梁宏钢等人购买彩票的行为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体彩中心已履约出票，体彩中心也有充足的理由将２８０万元的资金划入其账上，否则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彩票出售方是恶意还是善意。如果彩票出售方的工作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恶意串通，从事彩票买卖行为，那么，这笔购彩的款项应该返还受害人；反之，如果彩票出售方是善意的，不知道购彩的资金是非法挪用的，那么，这笔购彩的款项就应该归属彩票出售方，因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彩票交易，法律应该保护正常的交易。
案后余思
彩票的发行为我国公益事业募集了大量资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宣传中却存在着片面夸大宣传“暴富”的倾向，“摸彩票精彩瞬间，中大奖享受一生”、“投入２元钱，幸福奔小康”、“某某花２元钱中奖５００万”这些渲染暴富心理、投机心理的广告铺天盖地。这两起金融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就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了这种宣传的误导而导致犯罪的，尤其典型的是程国杰，他在此前因挪用公款炒期货而背了一身外债受到法律制裁的情况下，认为捞到了“救命稻草”，便不计后果大肆挪用公款购买彩票，以期中得大奖，改变命运，谁知最终却与其他３人一起堕入了犯罪的深渊。而另一个案例中的王鹤立，本来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但他出于不劳而获、投机暴富的心理，在通过朋友的“现身说法”后，冒险一搏，最终为他自己和新婚妻子导演了一场人生悲剧。彩票发行宣传的负面效应当引起特别重视。
此外，这两起金融大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几名犯罪嫌疑人所在的银行内控制度不到位或者不完善，致使犯罪嫌疑人在业务操作中进行任何账务的处理或资金的划转都易如反掌。按照人民银行账户管理有关规定，个人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之间金额达２０万元以上款项的转划，必须有专人负责记录、分析与报告，而古城营业所竟没有发现４名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搏”时两笔共计３００万元的巨额转支，这说明大额资金支付交易报告制度形同虚设。由此可见，银行系统内部必须加大现金的监督检查力度，不仅要检查其业务经营的合规性，还要注重对银行业的内控制度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彩票的发行为中国的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票的品种越来越多，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彩票发行机构和监管机构切实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管理。但现实情况是彩票发行机构往往只注意营销，疏于风险的防范，使得彩票发行机构在资金管理上有很大的漏洞。若不及时研究对策，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是河南省的事，也是彩票业在全国的通病。”冯百鸣不无担忧地说。
为了更好地监督彩票市场的交易，有学者建议政府成立类似于“中国证监委”的超脱于部门利益的专门监管机构“中国彩票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一系列权威性的监管规则，使彩票市场的监管专门化、制度化和常规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