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素材之一：新华社１０月８日消息，北京市政府日前正式发文，要求全市政府部门指定专人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主要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本部门负责同志报告，并将情况报市政府督察室。

新闻素材之二：据３月２８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王胜俊表示，政法机关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性报道要有正确的态度，只要是善意的、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批评报道，都要虚心接受，敢于承担责任。

几乎没有人喜欢受到别人的批评。闻过则喜，更多的是从事业的角度寄托的一种美好希望。然而，如果只听赞扬不许批评，那么，这个人、这个部门、这项工作也许就糟糕得“只有靠表扬才能生存下去了”。

懂得这个道理并不难，但是，真要把这个认识转化为闻过则改的行动，对于执法机关来说，未必就是一件易事。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对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善待批评报道的文件，表示由衷的欢迎。并由此联想到半年之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王胜俊善待批评报道的一番见解，觉得在当前“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的担心根源于这样的事实依据：在每一次媒体与司法的业务研讨会上，司法部门的同志总是感叹，媒体的一些报道把法院“妖魔化”了，人们从媒体的报道中看不到司法公正，感受不到司法的权威。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名誉侵权案件已经由媒体与当事人的矛盾，转化成了媒体与法院的矛盾。所以，对待媒体的批评报道，他们担心，准确地说，还有些害怕，甚至愤恨。因此，对媒体的舆论监督，哪怕是正常的程序性介入，他们也要本能地设卡。

笔者与一位省高级法院的副院长多次谈起过这个话题。笔者长期坚持的观点有三：第一，对司法工作的报道，目前到底是正面居多，还是负面居多？一篇负面报道为什么比１０篇正面报道还令人难以忘怀？这么卡压，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要诉诸媒体？第二，法官个人的权威、一个地方法院的权威是不是就代表了整个司法的权威？批评个人，监督个案上的执法不公，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团漆黑？第三，司法的权威如果只能靠遮掩错误，隐瞒问题来维持的话，那么不是这种权威本身太脆弱，就是应对问题的思路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其实，批评报道与正面宣传都是为了弘扬主旋律，改进工作，忠言逆耳，只是角度和方法不同而已。当然，我承认，包括批评报道的舆论监督，只具有群体的正义性，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媒体必须自律，必须出于公心。

但是，我知道，这些话在一些执法人员眼里绝对属“正确的废话”，道理都对，但万万不会当真。一个现实的例证是，发生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各个环节都在总结，都在整改，但是，发生错案的症结是什么？教训在哪儿？责任谁承担？面对媒体采访，有关部门都是振振有词：上面有规定（指示），不能公开。公众由宪法权利派生的知情权在这轻飘飘的托辞面前一钱不值！我不敢奢望所有的执法部门都能以开放的姿态、诚恳的心态接受舆论监督，但是，如果连总结错案这样的工作都要继续捂着藏着，你说你接受监督，规范整改，执法为民，谁信啊。

政法部门是不是善待批评报道，除了看看他们对待采访的态度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检验标尺：如何对待媒体报道上的细节偏差，报道失误时如何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利。对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只有基本事实失实才构成名誉侵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执法机关因为对报道中的基本问题提不出更多的意见，转而苛求一些细节上的准确性，反过来向媒体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正面报道予以“扯平”。对于他们自认为报道失实的，还会告上法庭。对此，学者们曾多次指出：国家机构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媒体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理由是，国家机关即使受了委屈，一般不会带来经济损失，更不存在精神损害；国家机关有能力有条件通过更正、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来回应不实报道，为自己恢复名誉；通过民事程序来解决公法性质的“官告民”问题，不符合法治精神——当公民通过媒体行使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批评建议权时，其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关系，不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关系。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司法人员乃至司法机关必须适度容忍公众批评，这是法治的精髓之一。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１９５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的一段话吧：“对于报纸上的批评认为不正确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但是对其中正确的部分，即令是只有５％，也必须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