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里除了公司白领钱薇小姐，其余的人都幸福地坐着。不知为什么，钱小姐偏偏要站在我面前，接连打了四个很响的喷嚏，引得众人窃笑不已，感冒初愈的我只好起身给她让座。钱小姐坐下后，很享受地听起了徐若 的新歌《狠狠爱》。也该她命不好。不多一会儿，只听“吱——”的一声，并没承担饮食任务的钱小姐的一条玉臂突然有了飞来“口福”，“吃”了一通酸酸甜甜的“汇源”牌果汁。量还挺大，玉臂一时享受不完，玉臀也有被强制享用的趋势。钱薇小姐只好起身，向“施主”——身旁的少妇温晓庆和大约七八岁的宝贝儿子周小伦示意。温晓庆正在用纸巾专心致志地给周小伦擦嘴，钱薇只好把玉臂伸到她眼前。温晓庆头也没抬，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钱薇愣住了——接，还是不接？不接，她确实需要；接，实在气不过。以下的情节有劳读者自己想象吧。

大约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辜鸿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这样重礼貌。在他看来，中国人了解自己渴望被别人照顾的这份情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因而礼貌发自内心，与日本的“排练式”礼貌迥然不同。日本的礼貌是没有香味的花，而中国的礼貌则充满了奇异的芬芳。对于这样的评论，现在的中国人恐怕已不敢贸然接受，但五十多年前，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在日文译本《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序言中，却真诚地认为是“独到的见解”。

说近一点的。几年前刚去世的王佐良先生有这样的回忆——

记得当年我从南方大城市来北京上清华，第一次跟着同学去东来顺吃涮羊肉，一进门看见一排人站着向我们鞠躬，招呼说：“您来了！”真是觉得受宠若惊。后来发现北京人说话缓缓的，调门低低的，措辞非常客气，就觉得我这样的南方少年说话声音太响太急了，显得很粗。就在解放后我从国外回来，一接触老北京的言谈举止，我也总觉得我们这些留洋生所学到的少许欧美礼貌是不堪一比的。这时候的北京，除了所谓“旧世界的文雅”，还多了一种新东西，那就是一场大革命后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切、随便的态度，如果“同志爱”这个词显得太堂皇的话。一直到“文革”以前，北京人坐公共汽车总还是排队，顺序上车，很少推挤之类的事。

无论是辜鸿铭还是王佐良所说的，我们现在听来好像都是在谈别人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叹一声：沧海桑田，变化可真够快的！或者像阿Ｑ那样，说我们也曾经有礼貌！除了这样，就不能再做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