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后，赵庆祥和韦达光在村小学校操场边散步纳凉，赵庆祥问：“老韦，那天余慧找我谈工作时，说县委准备提拔她去民宗局当副局长，那意思是有人给她暗示：如果你手下留情，就给你个官当。余慧这个人怎么样？好像对检察院很有感情呢？这是怎么回事？”

韦达光叹息一声说：“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慢慢给你讲。说起来，余慧也真不容易……”

余慧的不幸主要是婚姻。丈夫本是他的中学同学。小伙子长得很不错，高高的个子，口才特别好，原是县团委副书记。结婚的头几年，夫妻俩也还过得甜甜蜜蜜。问题出在余慧太爱她丈夫，太爱她那个家。在家里，余慧把一切家务都包了，看见丈夫美滋滋地吃着她做的饭菜，她觉得是种享受，一切疲劳都消失了。她丈夫从来不买菜，不做饭，不洗衣，不拖地，常常吃完饭，觉得家里无聊，说要出去找几个朋友打打麻将，她从来都是那句话：“行！早点回来，别让我久等。”

他们俩出现裂痕是在有了儿子以后。余慧忙不过来时，不免会喊丈夫帮帮忙，比如让他下班回来时买点菜，吃完饭洗个碗等等。但他哪里肯做这些？便常常说有公事，一走了之，深夜不归。偶尔一两次也便罢了，后来竟成习惯。特别是后来余慧从批捕科调到反贪局后，孩子没人带，家务没人做，余慧只好把才１岁多的孩子送到乡下让孩子的外婆带。

有一次，余慧病了，住了半个月的院，丈夫只去医院看过一次。他天天说要下乡，工作忙。有一天晚上，余慧强撑着回家取衣服，不料开了门，却见丈夫坐在沙发上，怀中搂了团委的女生小陈，正一副快活得要死的样子。就在那女人要仓皇出门时，余慧不知哪来的力气，抓住小陈啪地就是一耳光。这女人索性跟余慧打了起来。没料到，余慧的丈夫竟赶来打余慧……一个病中的女人哪里经得住他们两人打呢？

后来，他们终于离婚了。由于长期处于精神痛苦的忧郁状态，就在离婚后不到一个月内，余慧被确诊为子宫癌。那年，余慧年仅２８岁，医生说，那个肿瘤正在急剧扩张，如不尽快做手术，她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听说余慧的病情后，老检察长安慰她：“别哭了，检察院就是你的家。手术要做最成功的，我建议你去北京做。至于钱的事，院里设法给你解决。”

手术方案订下来后，护理却成了大问题。万般无奈，余慧把电话打到她先前的丈夫那里。

“我们马上要下各县去检查一批希望小学的动工情况，我很忙，脱不开身。”说完，那边已把电话挂断。

好在老检察长去北京参加全国高级检察官培训班，去医院看望余慧时恰巧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与余慧的妹妹所在的县公安局联系，让她来京护理。余慧的妹妹很快到了北京。在余慧上手术台前，是老检察长特地请假过来，在病人亲属栏内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余慧的手术做得相当成功。从北京回来后，只休息了半个月就提前上了班。她仿佛大彻大悟，不再像从前那样愁眉苦脸，笑声又一如从前一样银铃般清脆。

——所以余慧常说，是检察院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从乡下回到院里后，赵庆祥叫大家在家休息几天，他自己也回了趟森溪老家，去看望父母和被打伤的兄弟。这次赵庆祥没用单位的车，他是搭一个熟人的车回的森溪。

快到家时，却见庆友夫妻俩正在一块坡地里栽红苕秧。庆友躬着背在打窝，弟媳秀竹麻利地栽秧。夫妻俩都埋着头只顾干活，似乎这不是六月炎天的正午时节。

赵庆祥喊了声“庆友——”

秀竹听见了，抬起头来擦了把汗，远远地问了一声：“哥——你回来了？然后秀竹几乎是贴着丈夫的耳朵喊了一声：“哥回来了！”这回赵庆友似乎听见了，停下锄头，直起腰来往下边路上看来。

回到家里，赵庆祥先把给父母买的东西拿给父亲，母亲倒还是老样子，父亲也没什么大病。只是一提起庆友耳朵被打聋的事，就不住地叹息。

父亲的叹息仿佛一把锥子扎在赵庆祥心尖上。沉默了一会他说：“好吧，我马上替庆友写一张诉状。先作民事纠纷，只告那直接打人的刘副乡长和计生办的万主任，要他们赔偿庆友的医药费、误工费，返还被抄去的东西。然后，庆友哪天去县里找法医做个鉴定，如果是重伤，再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

赵庆祥本想在家里再住一夜，第二天去森溪县城给兄弟把代理律师请好，但考虑到余慧的缓兵之计不宜缓得太久，再说，他很担心县委真的把余慧一下子给他调了出去。于是嘱咐秀竹把写好的诉状拿去县城打印好，请位代理律师到县法院的立案庭去立案，并把要交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以及打印状子的打印费一并拿给秀竹。然后，赵庆祥当晚就回了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