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疗费”事件让医生这一曾经很高尚的职业再次陷入了道德泥潭。黑龙江患者翁文辉的家属告诉记者，医院开的收费单据中，翁文辉住院期间的专家会诊费，一共用了近１００万元。医生真的那么黑吗？笔者认为，这不全是医生的错。现行的医疗报酬制度与医务人员的付出及其职业风险是不成比例的。

医疗服务，收入与付出及职业风险不成比例

医疗服务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这项服务直接针对的是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一个故事：一个运载火箭出现了故障，找了很多高级技师和专家都没有修好。最后请来了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这位教授围着火箭转了半天，用粉笔在一个位置上画了一个圈，说从这里打开就能解决问题。人们照着他的话去做，故障果真顺利解除了。人们问这位教授要多少报酬，这个教授说：１０万零１美元。有人说，就画这么个圈凭什么就要那么多！这个教授说：“画这个圈的确只值１美元，可知道在哪儿画圈却值１０万美元！”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技术性服务的特点，就是不在于付出劳动的多少，而在于付出这一劳动的技术含量。但在医疗服务收费中，却没有充分重视技术含量这一重要因素，医疗服务本身价格过低。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有一定关系。过去医疗服务定价一直是采用政府定价，这种价格体制与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合拍的，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一方面医疗器械等医疗用品作为一种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调节价，而另一方面，医院在对患者收费的时候原则上却只能执行政府所定价格。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价进，计划价出”。因为医疗价格改革的滞后，使一些医院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而出现医生“走穴”、乱收费等越轨行为。

但是，医疗服务也由于其技术性的特点，决定了给其定一个标准价是不可能的。医疗服务价格存在很多变数，同一个手术请专家来做会比一般医生要贵，因为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比较高。鉴于此，笔者认为，给医疗服务定价，首先是尊重医疗服务技术性特点，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变政府定价为政府指导价，允许医疗服务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对医疗服务价格在医疗成本核算的基础上，确定社会平均标准作为制定医疗价格的依据，改变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状况。其次是将大型设备、检查治疗项目的价格降下来，把暴利的项目降到合理的范围内，使医疗价格趋于公平合理。

看病与普通消费不一样，议价方式不可取

针对过去在收费上患者完全受制于医院的状况，江苏一家医院采取了议价手术的方式，给患者一个讨价还价的权利。单从合同的角度来说，这种医患议价的方式似乎是很公平的。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一个公正的合同，不仅要求在形式上双方都有交互作出意思表示以及同意与否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要求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我们之所以能在一般商品市场上讨价还价，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对这一商品的行情有个大致的了解。而医疗服务合同就不同了，医患双方在医疗知识与医疗信息的占有上严重不对称，患者居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此外，医疗合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缔约的动态性。一般合同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成立之时即可确定，而患者的病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的服务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在医疗合同订立的时候并不能确定医疗合同的具体内容，必须随着对患者病情的逐步了解，才能最终确定。所以，在医疗合同成立时，即便是专业的医生，判断所需医疗费用尚且有一定的困难，更不要说患者了。医生完全可以利用信息优势，采取夸大患者病情等方法欺骗患者，所以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讨价还价”，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而无法实现实质的公平。

填补医生“走穴”的制度漏洞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医生该不该“走穴”，曾经引起激烈的讨论。后来，卫生部出面强调：坚决反对医生“走穴”，并专门下发了《医生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按照该规定，医师外出会诊必须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从卫生部的规定可以看出，对医生外出会诊是附条件同意的，但费用不能装进医生个人的腰包。

笔者认为，从合同的角度来说，医生与患者既然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那么患者不但有选择医院的权利，有选择医生的权利，也有选择某个医生在另一所医院（比如患者所在地医院）对其进行治疗的权利。用公权力对这种属于私权范畴的合同关系加以干涉是不合适的。因此，关键并不在限制医生的“走穴”行为，而是要填补导致医生“走穴”行为的制度漏洞，完善约束和规范机制。

医生的岗位收入远远低于兼职的收入，这是医生“走穴”大行其道背后的根本原因。要消除这一根源，就要提高医生的收入，让医术不再是一门廉价的技术。另外应制定兼职医生的收费标准，完善医生“走穴”的税收立法。这样，就把医生的“走穴”行为置于法律、制度的约束之下，置于有关部门的监管之下了。